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信访条例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12月30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9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8号公布自1997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信访人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密切国家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信访人采用书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要求和申诉、举报、控告，依法由有关国家机关处理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信访人，是指向国家机关提出信访事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条例所称国家机关，是指本省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条 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和及时、就地依法解决实际问题与思想疏导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机关应当支持信访人对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第五条 信访人依法进行的信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信访人进行信访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不得损害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信访人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显著作用的，有关国家机关和单位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条 对在信访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有关国家机关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信 访 人
第八条 信访人有权向国家机磁提出信访事项，并可按本条例规定程序询问、要求答复和复查信访事项。
第九条 信访事项采用书信形式提出的，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写明通讯地址。
第十条 信访事项采用走访形式提出的，应当依法向有处理决定权的国家机关提出；必要时，可以向其上一级国家机关提出。
走访应当在国家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进行。
第十一条 多人共同向国家机关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一般应采用书信形式；确需采用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
第十二条 信访人提出举报、控告事项的，应当说明基本事实和被举报人、被控告人的姓名、单位或者地址。
第十三条 信访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诽谤他人。
信访人进行信访活动应当遵守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秩序，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国家机关工作秩序。

第三章 国家机关信访工作责任
第十四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十五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确定一位负责人主管信访工作。
省、市（地）、县（市、区）应当建立信访办公会议制度，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国家机关之间应当建立信访工作联系制度，协调处理信访事项。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本机关负责人信访工作责任和本机关负责人接待人民群众来访日制度、约访人民群众制度等信访工作制度。
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当阅批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或者约访，处理重要信访事项。
对国家机关负责人执行信访工作责任制的情况，应当进行检查，并列入其政绩考核内容。
第十七条 国家机关应当本着方便信访人的原则，设立来访接待场所，并设置明显标志。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应当为信访工作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必需的业务经费。
第十九条 信访工作机构在处理信访事项中遇到干扰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干扰，保障信访工作机构依法开展工作。
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公开、泄露举报人、控告人的姓名和举报、控告的内容。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将举报、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转送给被举报人、被控告人或者被举报、被控告的单位。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公开、泄露信访人的隐私、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对信访人可能造成损害的信访内容。
发现有违反本条前三款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调查处理，并采取措施保护举报人、控告人或者其他信访人。
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时，与信访人或者信访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回避。
第二十二条 在受理、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发生紧急异常情况的，公安机关应当维持秩序，及时疏导。

第四章 受 理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受理下列信访事项：
（一）对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实施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二）对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和人民政府发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或其实施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举报、控告；
（四）向国家机关提出的意见、建议或者申诉、要求；
（五）属于国家机关职责范围的其他信访事项。
第二十四条 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国家机关应当按本条例第五章规定的程序办理。对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采用书信形式提出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七日内报送或者转送依法有处理决定权的国家机关，并可以将报送、转送情况告知信访人；采用走
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告知信访人向依法有处理决定权的国家机关提出。
第二十五条 信访人直接到上级国家机关走访的，接待机关应当告知其向依法有处理决定权的国家机关提出；上级国家机关认为有必要直接处理的，可以直接处理。
第二十六条 信访事项涉及的原国家机关合并或者分立的，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国家机关受理；原国家机关已撤销的，由其上一级国家机关受理。
第二十七条 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紧急信访事项，国家机关应当在职权范围内依法采取措施，立即处理，同时向上级国家机关报告。

第五章 办 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理信访事项，应当属守职守，秉公办事，查清事实，及时、正确处理。
第二十九条 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机关职责范围的信访事项，最先受理的国家机关在办理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后，应当及时移送其他国家机关办理。
有关国家机关对办理信访事项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国家确定办理机关。
第三十条 对重大举报、控告和其他重大信访事项、重要信访信息，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当认真研究，组织调查，作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采用匿名方式提出的信访事项，有具体情节、线索的，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的信访事项，应当及时予以解决；对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无明确规定又需要解决的信访事项，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的信访事项，应当予以解释和说服。
第三十三条 国家机关直接办理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一般不超过六十日。
对其他国家机关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办理机关应当自收到之日起按前款规定的时限办理完毕，并可以向交办、转办机关回复办理结果。
办理结果应当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告知信访人。
第三十四条 对上级国家机关责成办理的信访事项，办理机关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九十日内办理完毕，并将办理结果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报告上级国家机关；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向上级国家机关说明原因。
上级国家机关对责成办理的信访事项应当加强检查、督促，对处理结果应当认真审查；认为办理不当的，应当责成办理机关重新办理，也可以直接办理。重新办理的期限不超过六十日。
办理结果应当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告知信访人。
第三十五条 信访人对信访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办理结果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办理机关申请复查。办理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复查意见。
复查意见应当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告知信访人。
第三十六条 信访人对办理结果或者办理机关的复查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办理结果或者复查意见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办理机关的上一级国家机关申请复查。上级国家机关可以直接复查，也可以责成原办理机关复查。
上级国家机关或者被责成复查的原办理机关应当在收到复查申请或者责成复查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复查意见；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
上级国家机关或者原办理机关经复查认为原办理结果并无不当的，应当予以维持；发现原办理结果不当的，应当予以纠正。
复查意见应当在复查结束后七日内告知信访人，并抄告原办理机关或者报告上级国家机关。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发现本机关对信访事项的办理、复查确有不当的，应当重新处理。
上级国家机关发现下级国家机关对信访事项的办理、复查确有不当的，应当责成下级国家机关重新处理；必要时，可以直接处理。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单位应当认真执行，不得推诿、敷衍、拖延；对处理决定推诿、敷衍、拖延执行的，信访工作机构应当督促其执行，并向有关国家机关报告。

第六章 信访工作机构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设立信访工作机构，配备专职信访工作人员。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应当设立信访工作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信访工作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信访工作人员或者设立信访工作机构。
第四十条 信访工作机构应当选用政治坚定，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责任心强，有相应法律政策水平、文化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员从事信访工作。
第四十一条 信访工作机构具体承担本机关信访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受理、办理信访事项；
（二）组织协调或者参与组织协调信访事项；
（三）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和指导；
（四）调查、分析、研究信访情况，向国家机关提供信访信息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五）向本机关负责人报告重大、紧急信访事项及其办理情况；
（六）向信访人宣传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提供咨询服务；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在信访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给予通报批评。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负责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在信访工作中有下列情形的，由本级国家机关或者上级国家机关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漏登、漏报重要信访情况或者丢失信访材料的；
（二）对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或者对信访事项的办理推诿、敷衍、拖延，造成后果的；
（三）公开、泄露举报、控告材料或者举报人、控告人姓名和其他有关情况的；
（四）隐匿、擅自销毁信访材料的；
（五）对重大、紧急信访事项不采取措施及时处理，造成后果的；
（六）对信访人进行刁难、威胁、压制或者打击报复的；
（七）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第四十四条 信访人有下列情形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捏造、歪曲事实，诬告、诽谤他人的；
（二）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或者拦截公务车辆的；
（三）无理取闹，妨碍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
（四）损坏接待场所公私财物的；
（五）威胁、侮辱、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六）携带危险品、爆炸品或者管制器械进入接待场所的。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信访工作机构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的建议。
信访人有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信访工作机构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建议。
第四十六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信访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侵犯信访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取得国家赔偿。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信访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八条 境外人员或者境外组织提出的属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信访事项，参照本条例处理。
第四十九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信访事项的提出和处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1997年2月1日起施行。1994年10月19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省信访处理规定》同时废止。




1997年1月9日
共同受贿案件若干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摘 要：共同受贿和单独受贿相比有许多特殊之处，在分析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的难点进行研究，并阐释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作者陈述了预防共同受贿犯罪的有效建议。
关键词：共同受贿；对策；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共同受贿现象逐渐为业内人士所关注。由于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大力查处和严厉打击，慑于法律的威严，有些欲收受贿赂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财物，转而曲径通幽，由配偶、亲戚或朋友代为收受，自己则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方式能给受贿人带来许多方便，不少腐败分子便以这种积极的方式隐蔽地进行着“权力寻租” 的交易。而对法律界来说，这种新的受贿方式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给思考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犯罪主体如何界定；认定共同主观故意的证据如何提取；此类案件如何预防等等。本文现就共同受贿案件的特点、实践中认定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共同受贿案件的预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讨。
一、与单独受贿案件相比，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受贿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共同受贿罪的主体则不一定全部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是国家工作人员（否则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其他的共同受贿人则可以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亲属或是朋友。在理论上，共同受贿人可以是两人以上，同时涉及配偶、亲属和朋友。但是在实践中，共同受贿人出于保密性的考虑，多控制为两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这也是“家庭财产夫妻共同所有”这种特殊情况造成的。
（二）犯罪主体的反侦查意识很强，预审时顽抗心理很重。在近年来查处的受贿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几十年业务经验的人才，在本行业内一般属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为了避免身败名裂，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之前就和共同受贿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财物才安全，万一东窗事发应如何应付纪委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如何利用行规来规避法律、逃脱法律制裁等等，反侦查意识极为强烈。这也使得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能够装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认共同受贿的事实。
（三）犯罪手段日趋多样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反贪污贿赂的力度不断加大，很多受贿手段已经被侦查人员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动的“边缘人”勤于“学习”，不断观看揣摩各种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种纪实案例，苦心钻研“安全”的受贿手段。一旦想出自认为万无一失的手段会付诸实践，在合法外衣的包装下完成肮脏的交易。单是“家庭共同受贿”这一种方法，就可按受贿时间分为事前受贿、事后受贿和分期受贿等；按财物品种可分为现金受贿、实物受贿、有价证券受贿、“雅贿”（指收受古玩字画）等等，受贿手段层出不穷，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能力与方法是一种很强的考验。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日趋隐蔽性和受贿行为的“漂白” 性。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贿方必须将行贿行为隐蔽化，让被行贿人放心收下贿赂，才能达到利用受贿人手中权力获取利益的目的；受贿人出于对自身地位和发展的考虑，必然要求行贿人的行为要“神不知鬼不觉”，并且要尽可能地进行合法化包装，将行受贿行为“漂白”成正当经济往来或者其他合法行为，共同受贿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产生的。由于不是直接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那么该国家工作人员为他谋取利益也就不是为了“好处”；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收受财物也不是为了给他人谋利益，只是和送钱物的人私人关系好罢了。经过这样一番倒手，本来十分清晰的行受贿关系被隐藏、被“漂白”了。
（五）犯罪数额的递增性。由于现阶段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只占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再加上有“贤内助”、“好儿女”等从旁协助，犯罪分子们更加有恃无恐的索贿受贿，胃口越来越大。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共同受贿案件中，多数案件的涉案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上的共同受贿案件在基层反贪局也屡见不鲜。
二、在实践中，认定共同受贿犯罪往往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对共同受贿案件的共同受贿人“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贿故意”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共同受贿人多为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一方不在家，配偶代为接待来访客人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也很可能收下客人留下的一些礼品，事后忘了跟丈夫（或妻子）打招呼。共同受贿人就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分工：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互不知情。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其共同生活的紧密性和相对封闭性，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从而使法庭认定这类共同受贿罪困难重重。
（二）对“是否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目的收受财物”不好认定。在共同受贿案件中，有时会出现受贿方收受他人财物，但还没有来得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就已事发的情况，或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隐蔽化，漂白化，叫侦查人员无法查证。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受贿人均会一口否认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如何认定共同受贿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成为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三）共同受贿案件嫌疑人的口供、知情人的证言极难取得。现阶段的举报人多在向检察院举报之前就已经向受贿人的单位、上级组织多次反映有关事实，甚至以举报来威胁被举报人。经过单位纪委、上级组织的反复调查或是私下的一些小道消息，受贿人早已得到风声，行受贿双方串供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共同受贿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完成串供），国家工作人员还会对知情人采取或收买或恐吓的“封口”措施，造成侦查人员对共同受贿的线索进行初查时困难重重，很多案件因为得不到知情人的配合而被迫结案，不禁令人叹惋。
（四）共同受贿案件的相关证据不好获得。由于受贿案件多为一对一的隐蔽行为，行受贿双方均知道此种行为触犯法律，故在进行交易时双方就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证据，并对行受贿痕迹精心掩盖。因此这类案件的直接证据很少，侦查人员获得账本、银行日记账等有可能是经过行受贿双方精心处理过的，很难直接反映出赃款走向，有时甚至会误导侦查方向。这也是共同受贿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
（五）不仅在共同受贿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受贿案件都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侦查人员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时候，往往能够搜出大量来历不明财物，但是仅有很少的犯罪嫌疑人会被认定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为犯罪嫌疑人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明这些钱物是合法的，让侦查人员去查证 。这些理由多半是外国亲友馈赠、倒卖邮票所得等等，均无法查证。其中也包括“是配偶财产”或“是配偶亲属馈赠”这类来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来历不明财产有说明的义务，而对其配偶则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要求。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只要承认是自己的财产并编造一个听起来不怎么荒谬的理由，侦查人员的查证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这无疑是惩治共同受贿犯罪的一处法律漏洞。
三、加强打击共同受贿案件的对策
（一）共同受贿故意的法律界定标准。认定一起单独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应具备双重故意：既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而共同受贿案件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要复杂得多：除了证明各个主体单独具备双重故意之外，必须证明共同受贿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即同一犯罪故意，也就是对主体之间“明知”的认定。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司法解释，明知的含义是“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两种程度的限制，其中，较高程度盖然性 是明知认定的最低限度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明知，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根据较高程度盖然性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明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家属代收贿赂，而其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无论其是否知道受贿具体情况，还是受贿的基本内容，无论其是幕后指挥、在场目睹，还是家属相告，均可认定为明知，即基于一个共同的受贿犯罪故意。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成为认定受贿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但没有或没来得及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侦查人员往往将其视为对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承诺，或是默示自己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认定受贿犯罪，不应以“为他人谋利益”为必要成立要件。因为现阶段一些行贿人进行感情投资，对国家工作人员或是直接对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类贵重礼品甚至现金，但短期内不要求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还有一些受贿人只收钱不办事，行贿方也无可奈何。按照现在“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条件，这类案件都不能被定为受贿案件。可以看出，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亚于被认定为受贿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
（三）从共同受贿人的身边人、身边事入手，在时机成熟前避免与共同受贿人正面接触。无论是共同受贿人方面的证据，还是有关证人的证据，在对共同受贿犯罪进行侦查时，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过早与犯罪嫌疑人正面对话，要善于从其身边人、身边事上寻找突破口。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策略减轻或消除证人的抵触心理，使其配合侦查机关的取证工作。比如，对与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证人，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离间计”分化他们，使证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拉个“垫背的”等等，动摇“同盟”基础，从证人思想的薄弱点入手瓦解“同盟”；对有心理负担的证人可以“欲擒故纵”，先与其闲聊使其放松，循序渐进的卸下证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进入正题；对调查事项需要保密不愿让证人知晓时可以“声东击西”，对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实较为详细的询问、使证人误以为取证关键是这里，而对真正取证要点用几个清晰简练的问题涵盖，在不泄漏侦查目的的情况下取得相关证言；……在调查取证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侦查人员应注意平日积累经验，取证时根据当时情况随机应对。 需要直接接触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也应精心制订侦查计划，要特别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运用好强制措施，尤其是对共同受贿人的第一次拘传尤为重要。在共同受贿案件的预审阶段，侦查人员可以采取同时传唤，交叉讯问的方式，通过打时间差，攻破被传唤人的心里防线，促其交代。适当时可以采取一些讯问技巧使得其中一个被讯问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经破灭，从而放弃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贿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实，要抓紧时间寻找证据固定证言，并运用好各种强制措施，如搜查、冻结、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证据，做到“以证定供”，把案件办得扎扎实实。
（四）针对共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盖其行为，甚至不惜销毁相关证据的情况，侦查人员应注意从案件外围入手，从平常中找出不寻常之处。查询银行帐、查找手机记录等技术侦查手段的充分应用，往往能够找到行受贿双方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运用多种常规侦查手段之外，侦查人员还要积极开拓侦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极取证。比如说服行贿方配合我们，制造行受贿双方通话的机会并予以录音，让受贿方自己说出与家属共同受贿的主观故意，并且承认受贿的事实。实践证明，有了这个王牌证据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贿案件共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认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难以取得或反复翻供了。
（五）针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发现的来历不明的财物信口雌黄的问题。首先应在立法上加强犯罪嫌疑人在说明财产来源时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明"的是否圆满。国外各国制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说明来源标准比我国要高出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对财产来源仅做出说明或解释为限，而是要求做出满意解释 。
其次，规定对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负有说明义务的人应当扩及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内的关系人网络。我国目前规定的负有说明义务的人仅为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其关系人。而从当前共同受贿案件的实际特点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受贿的方式收受他人财物。这部分财产名义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来的，仍归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支配，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共同受贿的人手中。等到受贿案发，犯罪嫌疑人说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责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鉴外国的经验，我们在立法上也应做出详细规定，堵塞这方面漏洞。
另外，侦查人员应当注重在搜查现场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并以笔录的形式固定。检察机关的搜查是秘密行动，犯罪嫌疑人家属一般情况下会感觉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会出现短暂的混乱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慌了神儿”。侦查人员应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属的这一心理弱点，在开始搜查前就对其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让其主动把藏匿家中的赃款交出来。然后侦查人员再对搜查场所进行有的放矢的检查，寻找相关证据。在搜查结束前，侦查人员应就搜出的赃款赃物来源对犯罪嫌疑人家属进行询问，并以笔录形式进行固定。这时的嫌疑人家属思想波动较大，短时间内来不及把谎话编造圆满，很可能会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编造的谎言“风马牛不相及”。这份现场笔录将为侦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证据。
四、预防共同受贿案件的一些建议。
（一）立法上。要想加强对共同受贿案件的打击力度，必须有理论上、立法上的保证。我国现阶段对共同受贿案件的立法还存一些不完善之处，不好查处，应当吸取国外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扩大举证范围，颠倒举证责任，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近亲属的活动范围与内容。同时应当建立和加强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还应把对申报人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出规定。这种做法国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申报配偶（包括有实际婚姻关系的人）和直系亲属的财产。
（二）从犯罪结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方式，寻找切断因果锁链、消除犯罪原因和条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贿案件当中，权力运作的不透明性是连接犯罪原因与结果的一个重要环节。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要督促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运作自上而下地向规范的、高透明度的工作模式转化，尽快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新局面。
（三）将犯罪预防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进一步加强犯罪预防的日常宣传，要把预防工作渗透到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强与纪委的横向联系，联手净化市场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
（四）加强经济建设，稳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待遇，严把用人关。全面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公职人员离退休廉洁薪俸奖励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消费健康制度，对畸形消费、不健康消费的国家公职人员应果断清除出队伍，真正做到将预防关口前移。事实证明，腐败分子得来的钱财大部分消费都不健康，有的来不及消费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费思想的诱使。国家有关部门应评定不健康消费场所、不健康消费行为的等级，将进入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场所、进行一定等级不健康消费的人员有力地控制在纪检监察人员的工作视野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