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澳大利亚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为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现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宗旨
　　一、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的中国现代化计划，两国政府将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方面进行合作。
　　二、该计划旨在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列为最优先的而澳大利亚又有技术特长的中国各经济部门。
　　三、澳大利亚政府将根据本协定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现代化计划组成部分的具体项目进行技术合作，予以支援，但项目的责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

　　第二条　协调部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部为中方协调机构，澳大利亚外交部发展援助局为澳方协调机构。
　　二、双方协调机构将负责编制和协调计划，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诸方面：
　　（一）确定计划的优先次序；
　　（二）选定计划项下执行的项目；
　　（三）审查计划进度，并向两国政府报告；
　　（四）向两国政府提出对计划进行必要变动的建议，包括预算和今后发展。

　　第三条　费用分摊
　　一、澳大利亚政府将负担每个项目的培训、材料、服务和设备的外汇支出，并支付所有澳大利亚人员的工资、津贴、澳大利亚至项目所在地的往返旅费、住宿和生活费用。上述外汇费用将无偿提供。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负担为支持每个项目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费用。此项费用一般包括中方人员的工资、津贴，为项目提供的国内材料、服务和设备以及澳方人员的办公室和行政支持。

　　第四条　经费承诺
　　一、澳大利亚政府对计划和计划内每个项目承担的费用支出，取决于澳大利亚议会批准的年度拨款预算。
　　二、计划或项目的经费估算为指示性计划数字，不作为经费承诺。

　　第五条　项目
　　一、为使计划得以实施，双方协调机构在本协定的范围内就执行每个合作项目达成书面协议。该协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项目名称和期限；
　　（二）项目目标说明；
　　（三）两国政府对项目的投入内容，包括：
　　１．经费投入；
　　２．材料、服务和设备；
　　３．招聘澳大利亚专家的人数及专业；
　　４．年度预算概算。
　　（四）项目执行进度表；
　　（五）项目审评安排。
　　二、双方协调机构可对每个项目的计划进行修改和补充。

　　第六条　项目协调委员会
　　一、每个项目设立一个项目协调联合委员会，负责：
　　（一）审查进度并向两国政府报告；
　　（二）向两国政府提出对项目进行必要变动的建议，包括预算和今后发展；
　　（三）执行双方协调机构在其协议中可能规定的其它职能。
　　二、每个项目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中方协调机构任命；委员会的成员由中方协调机构和澳大利亚协调机构指定。
　　三、除双方协调机构另有安排外，项目协调委员会每年至少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两次会议。

　　第七条　评价
　　每个项目的进度评价可按两国政府安排的时间进行，并由两国政府指定的联合评价组承担。

　　第八条　人员
　　根据本协定招聘所需澳方人员执行澳方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此类人员：
　　一、工资和津贴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本人和家属第一次入境时向海关申报进口的自用物品及搬家物品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三、协助办理上述第二项下物品的报关手续；
　　四、给予其它援助国或组织的人员享受的一切权利；
　　五、迅速签发本人及其家属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执行工作任务所需的一切文件。

　　第九条　澳方项目物资
　　一、对于构成澳大利亚投入的材料和设备（称为“澳方项目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负责：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税法规定办理一切清关手续，包括缴纳关税和其它税款；
　　（二）为便于这些物资的运转，在距离项目现场最近的港口提供适当的海关、装卸和仓库设施；
　　（三）提供运输工具，以便迅速将物资运至项目现场。
　　二、澳方项目物资只能用于本项目，未经澳方协调机构同意不得转作他用。

　　第十条　为项目提供便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尽其最大努力，以利项目的执行。

　　第十一条　索赔
　　鉴于本协定项下所进行的活动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承担与开展本协定业务活动有关的一切风险。如因本协定的业务活动引起第三方向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或澳方人员提出任何索赔要求，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处理，并使澳大利亚政府及澳方人员不受损失，但如两国政府共同认定此类索赔要求系因澳大利亚政府的代理或澳方人员玩忽职守或行为不端所造成，则不在此例。

　　第十二条　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确保：（一）澳方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以及（二）澳方项目物资的安全。

　　第十三条　协商
　　两国政府对于任何一方就协定条款提出的要求，将共同协商，并本着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精神，共同努力解决可能产生的任何困难或误解。

　　第十四条　修订
　　本协定可根据两国政府达成的书面协议，进行修改和补充。

　　第十五条　生效和期限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二、双方政府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届满至少六个月之前，将终止本协定的意愿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日在北京签字，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澳大利亚政府代表
　　　　　陈　慕　华　　　　　　　　　　　　迈克尔·麦凯勒
　　　　　（签字）　　　　　　　　　　　　　　（签字）
中国法律话语的初步叙事

2000年9月28日 13:52
── 一种社会学解读*

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因为二者都论证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人人都使用这两种艺术，因为人人都企图批评一个论点或者支持一个论点，为自己辩护或者控告别人（亚里斯多德，1991年：页21）。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用法律社会学的叙述方式、亚文学的通俗笔调，通过个案来概括地解读一下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法律话语。法律话语，在这里，不单是一种出字成文的法学论说，更是一种在法律生活中自然环流于各类社会角色的思维与行为里的意识形态之潜流，或曰"知识状态"。这种潜流或状态的形成，有文化中的文字符号（即一般的成文理论）的彰显左右，也有生活中的价值符号的暗中推动。对其做些解读梳理，兴许有助于我们走到法律实践的背后，去挖掘、窥视、理解直至揭露其中隐而不见的真正内容，从而最终反省人们"做出"的法律实践，以及法律实践中的人们自己，同时，去体验原本就是多元化的而非一元化的中国法律话语。

法律话语是环流于法律生活中的"知识状态"。这种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每每漂浮于口述故事、隐喻神话、学人文字、日常行动、言语交流、事件变动……等等文化符号之上，时明时暗、自我张扬。这样，解读其中的路径、意向和关系，便要出入诸种文化符号，在文化符号中建立"阅读"联系。

笔者将"翻弄"古籍中的各类叙述，点拨人物的细微活动，端出时下的种种陈说，甚至提涉发生过的事件的意义，……其目的，在于凸现一种可能的话语构建，指示理论中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观念"，都是法律话语的操作运动。

1、兄弟争田

大清雍正那阵子，有一个官人叫蓝鼎元。这个人审案断狱，十分了得。蓝官人字玉霖，号鹿洲，也许特别喜欢自己的"号"，所以写了一本书叫做《鹿洲公案》。《鹿洲公案》记录了许多案子，这些案子里的"法官"，正是蓝鼎元自己。

我们就从这本书里的"兄弟争田"一案说起。

在中国农村，田地是最重要的。有句话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有一个平民百姓叫陈智，他有俩儿子，长子叫做阿明，次子叫做阿定。不知是什么原因，陈智死得挺早的，于是就留下七亩地给俩儿子。但是，俩儿子为争七亩地，翻了脸，变了色。说来怪遗憾的，父亲还在世时，阿明阿定的关系友爱亲善，少年时一起读书，成人后一起耕地，就算是各自结了婚，也是相互关照。可父亲这一"走"，兄弟之情却淡漠了。这都是被那所谓"命根子"的田地搅和的。

开始，乡里的亲戚族人都来劝解，说："你让一步他让一步不成？"俩儿子就是不听。不听不算，还将"你争我夺"闹到了官府衙门。

在官府衙门，阿明讲："这七亩田是父亲留给我的。"讲着便向知县蓝官人（即蓝鼎元）递上了父亲的亲笔手书。上面白纸黑字："百年之后田产归长孙"。但阿定也不含糊，说这些田是父亲留给他的，并拿出"临终口头遗嘱"来作证，还说有人可以作旁证。蓝鼎元觉得案子有点棘手，不过稍过片刻还是宣称："你们都说得不差，但是这意味着责任在你们的父亲。谁叫他不来个一清二楚？我只好开棺问他了！"兄弟两人听到这话，立刻面面相觑，无地自容。接着，蓝鼎元又是一通训斥："田产比起兄弟亲情，实在是区区小事，为这等小事打起官司，值得吗？说来让人寒心，你俩都是各有俩儿子的人，将来你们各自的二子长大，不像你俩那样争田就怪了！所以，为了日后安宁，我只好防患于未然，让你们各自只养一个儿子。阿明是长兄，留下长子，送走小的；阿定是弟弟，留下次子，送走大的。就这么定了。现在命令差役押送阿明的次子、阿定的长子去收容院，卖给乞丐做儿子。"接着，蓝鼎元叫手下笔墨伺候，将收据存于案卷之中，大声叫到："结案！"

阿明阿定一听，慌了。阿明说："小民知罪了，愿将田产全部给予弟弟，永不计较。"而阿定也是"痛改前非"，说自己绝不接受田产，愿哥哥享有田产的每一尺每一寸。说完，两人抱头痛哭。可是蓝鼎元仍然拿一把，非说二人不是真心实意的，并宣称："即使你们有了这份心意，你们家里当妻子的那些人也会鸡肠小肚，绝不让人。所以，你们先回去，看看妻子的意思再说。三天后，衙门见。"

就在第二天，阿明的妻子郭氏和阿定的妻子林氏，立马邀请族人头领陈德俊、陈朝义到了官府，要求和善了结案子。

而阿明阿定俩人更是痛哭流涕，说："我俩真是罪该万死，不知天理情义，叫蓝大人费了仁爱之心。今日的确如梦初醒，追悔莫及。我们发誓，永远不争这份田产了，请准许我们将这份田产捐献给佛庙寺院。"可是，蓝鼎元得势不饶人，大声喊到："真是一对不孝之子！居然说出要将田产捐给和尚那班人，真该用大板教训一番才是！做父亲的流血流汗，辛苦一辈子才留下了这份家当，你们兄弟二人鹬蚌相争，叫那秃和尚渔翁得利，死者九泉之下能瞑目吗？照理说，做兄长的应该让弟弟，做弟弟的应该敬兄长，互让不行就要还给父亲。现在，这田产只能作为祭奠你父亲的资产，兄弟二人轮流收租祭祀，子子孙孙不得再起争端。这叫什么？一举多得！"

族人头领陈德俊、陈朝义听了这番话，频频点头称是。而阿明、阿定、郭氏和林氏听后，也是感激涕泠，"当堂七八拜致谢而去，兄弟妯娌相亲相爱，……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蓝鼎元：《鹿州公案·偶纪上》）。

后来，蓝鼎元乐不可支地总结到：这案子，如果依着一般审判方法，就应该兄弟二人各打三十大板，将田地半儿劈分开，三两句话了断即可；而现在，费了不少周折，婆心苦口，但毕竟是效果显著；你瞧，"此时兄弟妯娌友恭亲爱，岂三代以下风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称循良"（蓝鼎元：《鹿洲公案·偶纪上》）。后边文言话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那时的民风淳朴，礼让盛行，而眼下，阿明、阿定、郭氏、林氏以及乡里的族人们重新这般友爱相处，不又将"三代"遗风发扬光大了？其实，只有这样，才能叫百姓守法，才能叫为官者政绩卓著。

2、官·写在书本里的法

可以这么讲，在"兄弟争田"一案里，能够解读出许多中国法律话语的初步叙事。现在，我们尝试解说第一个叙事。

阿明阿定为争七亩田，最后来到了蓝鼎元坐阵的衙门官府。为什么来到官府？为什么非要蓝鼎元给个"最后的说法"？显然，他们相信，衙门官府可以一语定乾坤。乡里民间有了纠纷，争议双方有时自己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第三方拿个主意公平了断才能作数。而既然有了衙门官府，那是再权威不过的象征了。他们深知这点。

此外，阿明阿定来到了官府，知道要举出最结实最确凿的证据，证明父亲有个真实的意思要将七亩田留给自己，而不是对方。这就表明，他们晓得官府了断纠纷，是依据说一不二的"硬规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法律。在蓝鼎元那里，他也说，依着一般审判方法，就应该兄弟二人各打三十大板，将田地半儿劈分开。这也说明，蓝官人头脑里也有一个国家法律的概念。虽说蓝鼎元没有拎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念一遍，但是，他知道，那才是含糊不得的官府规矩。官府规矩当然有这样的意思：一份财产，如果谁都不能证明属于自己，则只好"一分为二"。

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古人和今人时常围绕法律这一现象而产生的两个意念："官"和"书本里的法"。

说起来，在久远的时候，有一部古书名叫《管子》，里面曾讲，每年的正月初一，百官都要上朝，听国君向全国发布法令。这就是："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管子·立政·首宪》）。然后，主要官吏都要在太史（注：官名）那儿领取法令典籍，当再次上朝时，在国君面前仔细研读每一条每一款。法令宣布后，在太史官府留底一份，其余逐一分发下去。主要官吏拿到了法令的正本，还必须星夜兼程，将法令文本传给乡里民间的小官小吏，务必要使他们立刻知晓颁布了什么法律。否则，"谓之留令，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首宪》）。

接下来，就是法令执行的问题。《管子》说，法令公布后，必须当即执行，有不遵从的行为，"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首宪》）。此外，还要仔细检查各级官府里的法令文件，看看它们和太史官那儿的留底版本是否一致。不一致的，一经查出，便要追究问罪。《管子》一口咬定，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法令先行，正所谓"凡将举事，令必先出"（《管子·立政·首事》）。而且，办事不符合法令的，即使卓有成效，那也叫"专制，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首事》）。

一句话，成文的规则规矩掌握在"官"的手里，就叫做"法"了（《管子·法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