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大常委会


南宁市殡葬管理条例

(1999年12月1日南宁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0年7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5年7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批准《南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宁市殡葬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保护环境资源，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南宁市民政部门主管全市殡葬管理工作。县、区民政部门按照各自权限负责本辖区的殡葬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协助县、区民政部门做好本辖区的殡葬管理工作。各级民政部门的殡葬管理机构负责殡葬活动的具体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城管、卫生、环保、土地、规划、交通、林业、侨务、宗教等部门应按各自职责参与殡葬管理工作。

第四条 依法设立的殡仪馆、火葬场、公墓、骨灰堂是殡葬服务单位，为社会提供殡葬服务。未经批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擅自设立殡葬服务场所和从事殡葬服务。

第五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除交通不便的地区外，均属实行火葬的区域（以下简称火葬区），具体划分由南宁市人民政府提出并按规定程序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章 火葬和土葬管理

第六条 火葬区内除死者本人生前或其亲属自愿将遗体捐献供科学研究、教学使用外，应当就地实行火化，禁止土葬。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正常死亡的遗体火化，应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或者公安、审判机关的死亡证明。

在农村可以凭死者生前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正常死亡证明，殡议馆方可将遗体火化。

第八条 火葬区内，死亡人员的遗体应由当地殡葬服务单位收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经营性的遗体收运活动。

在医疗单位死亡的人员，除特殊情况外，医疗单位或死者家属应在12小时内通知殡葬服务单位收运遗体。

户籍属外地在本市死亡人员的遗体应就地火化，有特殊情况需将遗体运往户籍所在地殡葬的，须经户籍所在地县以上民政部门同意，并经本市殡葬管理机构批准。运送遗体须用殡葬专用车。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以及外国人在本市死亡，其亲属要求将遗体运往本市行政区域外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非正常死亡的遗体，经公安机关允许火化的，殡葬服务单位应及时火化。死者单位或亲属借故不办火化手续的，由殡葬服务单位向死者单位或亲属发出火化通知，通知送达满7日仍不办理火化手续的，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即可火化。

无名尸体经公安机关允许火化的，殡葬服务单位应及时火化。

无名尸体或依法强制火化的尸体的骨灰，超过六个月无人认领或拒绝认领的，由殡葬服务单位处理。

第十条 因患传染病死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火葬区的医疗单位应建立在本医院死亡人员遗体管理制度，防止遗体被偷运。对偷运和强抢遗体的行为，医疗单位应予制止并通知民政部门或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遗体需作防腐处理的，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亲属应与殡葬服务单位商定防腐期限。防腐期满，殡葬服务单位依据协议有权将遗体火化，一切费用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或亲属承担。

第十三条 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公民和宗教教职人员死亡后，应当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土葬。办理丧事举行宗教仪式的，按照国家有关宗教活动的规定执行。自愿实行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凡患传染病死亡的人员，依照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土葬区的公民死亡后，可实行土葬。对自愿实行火葬的，应予以支持，他人不得干涉。

　　已建立公墓的，应将遗体埋入公墓。未建立公墓的，遗体应在县、区人民政府规划的荒山、瘠地埋葬，不得在耕地埋葬。

　　第十五条 严格控制殡葬用地。埋葬遗体,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3平方米；埋葬骨灰，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

　　第十六条 火葬区内的坟墓因建设需要迁移的，用地单位或个人应会同当地殡葬管理机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在当地媒体刊发迁坟启事并在建设用地张贴迁坟通告；通知墓主在两个月内认领起葬；

　　(二)对逾期不办理迁坟手续的，由殡葬服务单位绘图编号入册后起葬，对遗体土葬的予以火化，骨灰保留两年；期满后墓主仍不认领的，由殡葬服务单位处理；

　　(三)无墓碑又无人认领的坟墓，由用地单位按无主坟予以处理；

　　(四)坟墓迁移、绘图编号入册、起葬火化、骨灰保存所需费用由用地单位或个人支付。

　　第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前，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街道两旁、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水库河流堤坝附近、水源保护区和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已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研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清理。

第三章 丧事活动管理

第十八条 办理丧事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卫生、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宣扬封建迷信、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第十九条 火化后的骨灰可采取平地深埋、树葬、播撒、寄存或进公墓安葬等方式处理。禁止乱埋乱葬。

　　第二十条 禁止生产、经营封建迷信用品。火葬区内，禁止生产和销售棺木。禁止将棺木运入火葬区。

第四章 公墓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墓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安葬骨灰或遗体的公共设施。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

　　公益性公墓是为当地村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经营性公墓是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

　　第二十二条 严格控制公墓的建立。确需建立公墓的，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规定办理。

火葬区内禁止建立公益性公墓。

经营性公墓由殡葬管理机构建立和管理，公益性公墓由村民委员会经办。

　　公益性公墓不得占用耕地、林地，不得与辖区外的单位或个人合作经办，不得对外出售墓穴。

　　禁止建立和恢复宗教墓地。

　　第二十三条 未经土地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批准，禁止占用耕地、林地、荒山瘠地等其它土地及个人承包的其它土地开墓穴做墓地出租、出售。

　　第二十四条 公墓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城乡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墓区建设应布局合理、道路畅通、美化绿化、环境卫生、节约用地。

第五章 殡葬服务

第二十五条 殡葬服务单位在接到遗体收运的通知后，应及时收运，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收运的，最迟不超过24小时。

　　第二十六条 殡葬服务单位应加强对殡葬服务设施的管理，更新、改造陈旧的火化设备，防止污染环境。

第二十七条 殡葬服务单位应当制定规范化的服务制度，并向社会公布。

提供殡葬服务收取的运尸费、火化费、骨灰寄存费等费用应当根据实际服务项目收取，并按市、县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应当公布。

殡葬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文明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

第二十八条 死者亲属因特殊困难，向殡葬服务单位申请并经殡葬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减少部分殡仪服务项目的收费。

　　第二十九条 殡葬服务项目收费和公墓设施价格由物价主管部门核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予以处罚：

(一)在火葬区内将应火化的尸体土葬的，责令死者家属限期起尸火化，拒不执行的，可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死者家属承担；死者遗属不得享受国家规定的丧葬补助；

(二)偷运、抢运遗体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并强制收运遗体火化，一切费用由死者家属承担；

(三) 医疗单位不履行职责，致使尸体被擅自运走的，每具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在耕地、林地埋葬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行起葬，所需费用由墓主承担；

　　(五)在禁止占用的土地开墓穴做墓地出租、出售或利用公益性公墓谋利的，责令其纠正，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 在火葬区内，生产、出售棺木等用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生产、销售棺木等用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七)将棺木运入火葬区内的，予以没收，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八)单位或个人在火葬区内从事土葬活动或为土葬服务的，给予警告，责令其停止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九)单位或个人使用交通工具违反规定非法收运尸体的，给予警告、责令其停止活动，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在火葬区内单位领导或者主管人员批准使用交通工具为土葬提供服务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单位或个人办理丧葬宣扬封建迷信的，由公安机关没收其封建迷信用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对殡葬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的机关依法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0年9月1日施行。1985年3月14日发布的《南宁市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摘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虽然规制了我国律师辩护业务，但是也给律师辩护业务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弊端，在暂时不能取消有又不能修改的情况下，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减少其弊端的唯一选择。本文对第306条最具争议的“引诱”一词进行了学理解释，提出应对其进行限制性解释。

　　【关键词】引诱　解释　 伪证罪　司法公正

　　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解释确认其罪名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触犯该罪名并受到刑事处罚的，几乎都是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因此，社会各界，尤其是律师界，一般将此罪简称为律师伪证罪，以区别于其他主体的伪证罪。律师界将该罪比喻为是悬在律师头上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①。其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律师刑事案件辩护率的不断下降。据统计，2000年北京有律师5459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仅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的2000年的0.78件。北京市全年刑事案件近5万件，比较一下，律师辩护率不足10%。由于北京地区实际上是全国执法、司法环境比较好的地区，其他地区情况更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遂有“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一说②。

　　对于刑法第306条的律师伪证罪，律师界一直在抗争，呼吁取消这一条犯罪。在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以山西代表团代表张燕律师领衔的3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正式提出了“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议案③。笔者认为该建议及建议的理由是可取的，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全国人大所采纳，第306条还要继续施行。因此，要消除以至减少该条的负面作用，对该条加以正确理解则是当下的唯一的选择，因而显得极为重要。本文试对该条在客观方面最具争议的“引诱”一词加以解释，以期取得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共识。

　　一、　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引诱”的解释

　　对于什么是“引诱”？刑法理论界的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等好处诱使证人改变过去按照客观事实提供的证言，或者使证人为案件做虚假证明④；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及专家也是将引诱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或者其他利益诱使，”⑤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认为律师故意采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内容属于引诱行为而给律师定罪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写的《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3期刊载的刘某妨害作证案，即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认定，1998年7月上旬，被告人刘某在受委托担任李某受贿一案的辩护人期间，在李某亲属陪同下，分别找证人田某、钱某、刘某、徐某、邓某、蒋某调查时，引诱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并将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在滨海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某受贿案件的当庭出示，提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致使法院没有当庭认定钱某向李某行贿8000元的犯罪事实，妨害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滨海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在担任李某受贿案的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期间，故意采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内容的手段，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原有的不利于李某的证言，致使法庭没有当庭认定钱某向李某行贿8000元的犯罪事实，妨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其行为已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刘某不服，以无罪为由，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在这一案件审理中，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引诱”一词。辩方认为，引诱要以利益为诱惑，要有诱饵，引导性的但并未用利益为诱饵的发问，不属于引诱。而控方则认为引诱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金钱、物质利益的其他手段⑥。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中，虽然仍将引诱解释为以金钱、物质利益等好处使证人不按照事实的真相提供证言，但又认为滨海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用语言劝导证人改变证言的行为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依法惩处是正确的。在关于裁判理由的说明中，没有就如何理解引诱这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展开评论，而只是论述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是否以发生危害后果（导致法院宣告无罪）作为构成要件问题⑦。发生在浙江的另一起案件对引诱的理解也是持同样的观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张耀喜在担任盗窃案犯陈林鸿的辩护人参与该案一审诉讼期间，为了使陈林鸿的盗窃数额从巨大降为较大，减轻其罪责，利用诱导性的设问方式，诱使证人李洪涛作了违背事实的伪证，其行为已妨害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被告人不服，上诉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改判被告人张耀喜无罪，但并不是因为被告人在客观上设有引诱行为，而是认为不能充分地证明上诉人具有妨害作证的主观故意。在法官评述中，省高院的法官明确提出：引诱，指引导劝诱，不仅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也包括非物质利益的引诱，比如劝导证人⑧。由此看来，基层司法实务界人士对“引诱”的理解是：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引诱，也包括非物质利益的引诱的行为，只要辩护人对证人进行劝诱引导，即构成本罪所称的引诱。如此理解，这对参与刑事诉讼的律师来说，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总可以找到你律师在向证人取证过程中的劝导、引导及诱导之类的片言只语，这正是律师对刑事诉讼视为禁区而不敢涉足的主要原因。

　　二、　如何正确理解第306条中的“引诱”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第306条中的“引诱”，要把握这么两个原则：第一，这里的“引诱”，不是一般的引诱，是达到一定严重危害程度即犯罪程度的行为，要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来理解引诱；第二，不但结合整个条文，还要与相类似的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即刑法第305条伪证罪，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247条暴力取证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的相互比较中来理解和认定“引诱”行为。

　　刑法设立第306条、率305条、第307条以及第247条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证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严重影响证人的自由意志进而影响司法活动顺利进行的行为予以定罪，以此来保证司法活动的顺利和司法公正。例如，第307条就规定了“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因为采用暴力、威胁及贿买等方法一般可以达到影响证人作证的结果。这里，所以没有使用“引诱”一词，是因引诱行为一般达不到影响证人作证的严重程度。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外的人，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掌握案件情况多且又身处其中，他们的办法及影响力可能多一些、大一些，因而有必要使用“引诱”一词。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因本罪的主体也包括司法工作人员，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要比刑事诉讼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更了解情况、影响力也更大，并且也同样身处其中，办法也不比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少，也同样没有使用“引诱”一词。非但没有使用“引诱”一词，而且对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取消了威胁和贿买，只规定在客观方面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时才构成犯罪。法律虽然严禁司法人员采用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但刑法并没有以司法工作人员以引诱、欺骗等方法取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样是在承办刑事案件中，为什么律师（充当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时）的引诱取证行为就构成犯罪呢？因此，笔者认为，取消“引诱”行为的建议是合理的。暂时不能取消，也完全有理由对引诱进行限制性的解释，将其解释为一般是指以金钱、财物或其他利益进行诱惑，但律师以误工费、交通费名义给证人以少许金钱，以弥补证人的误工费及交通费支出的，也不应当认定为是引诱。对于个别律师与证人之间有特殊关系，如亲属、朋友关系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有一定的制约关系，如律师是证人所在单位的法律顾问，律师又三番五次劝导证人按律师的意思而不按客观事实提供证言的，也可以认定为引诱。总之，只有行为人的引导、劝导等行为足以使证人改变已经做出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才是犯罪行为的引诱。而不应当包括诱导性发问及一般的劝导，因为诱导性发问或称引导性发问是律师工作的常用的一种技术方法，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将引导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而言是一种过分要求。引诱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定义，因此很容易被任意解释，而导致出入人罪⑨。实践的结果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第306条的规定，本条规定的犯罪是故意犯罪，它要求行为人已明确认识到本案被告人是有罪的，即从现有证据来看，指控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行为人通过引诱的方法使证人改变已经提供的证言或者引诱证人作伪证言，以此达到使被告人无罪或由重罪变为轻罪。再结合第305条妨害作证罪规定，这里要求所改变的证言，或者所作的伪证一定是涉及到足以影响有罪变为无罪，或者重罪变为轻罪的证据，而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司法机关采集了一些证据，证人也作了被告人有罪的证言，但被告人并不承认，或者虽承认了，但在辩护律师会见时又翻供，认为是屈打成招或违心承认的，希望律师进一步找证人调查核实。律师在调查核实时，虽然对证人有诱导行为，但这是在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重事实不清楚即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为探究案件真相采用的引诱行为，而不是要证人改变真实的证言或作伪证，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或者虽然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但并不影响罪行成立或不能降低量刑档次，这种行为虽然应当予以否定、谴责，但这还是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是犯罪。因刑法是用来惩治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能通过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用刑法的方法来处理，刑法来处理的只能是少数不得不由刑法加以规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使对杀人行为也是这样。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对故意杀人行为都有按照刑法但书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⑩。应当承认，律师在进行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向证人取证过程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轻或重总会发生一些引导或称引诱证人的情形。其中有的是律师工作方式所决定的；也有一些是不当的，应当加以改进或受到批评、谴责的，即使是应受到批评、谴责的那些引导或引诱行为，一般也无须动用刑罚的方法予以解决。侦查人员在向证人取证时采用引诱方法的也并不鲜见，理论及实践上都没有人提出必须用刑法加以解决。用刑法来加以解决的只能是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用其他法律手段又解决不了的。因此，对律师的引诱行为动用刑法，我们应当慎之又慎，不然伤害的不仅是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而是整个律师队伍以及我国司法制度及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①参见：徐秋兰 钱列阳：中国律师执业难，《中国律师》第2002年第5期。

②参见：胡盈盈 端木正阳：不敢替“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中国律师》2002年第3期。

③参见：张普定 简论刑事侦察阶段辩护制度的完善，《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31页—34页。议案认为，没有必要把律师列为伪证罪的特殊主体，《刑法》第307条已经涵盖了伪证罪的一般主体，伪证罪中人为地把律师列为特殊主体，那其他法律中一般主体是否还包括律师，按照306条、第307条的逻辑，犯罪主体中没有列出律师的其他条款，是否对律师没有约束力？这种推理看起来很荒唐，但《刑法》第306条就是这种不规范的荒唐产物。因306条的存在，就使得法律内容产生了巨大的歧义。

④参见：向朝阳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393页。

⑤参见：胡康生 李福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周道弯 张军：《刑法罪名精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0页。

⑥参见：陈颖春：《青年律师，作茧自缚》，载《律师世界》1999年第1期。

⑦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事审判参考》第2卷（2000年度精编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7页。

⑧参见：王幼章：《刑事判案评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⑨参见：王丽 林维：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研究。载于陈兴良：《刑事法判解》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版，第76—78页。

⑩参见：高铭喧 王作富主编：《新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4—595页。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