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作为融大陆法与英美法为一体的意大利法，其证据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用了强制排除模式，即强调法定排除原则，法官无自由裁决权。这项规则有利于防止在法制化进程中司法的武断和侵害人权，对我国证据立法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非法证据；强制排除；程序违法；人权

　　【正文】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指在刑事诉讼中以违反程序法规定所获取的证据（通常为非法搜查和扣压所获取的物证），不得予以采纳的规则。确立该规则的原因和价值主要在于保护公民不受非法搜查、扣压这一宪法权利。如果使用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无疑在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权、住宅和人身不可侵犯权等权利的侵犯。因此说，排除这部分证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法搜查、扣压行为，但同时，也可能带来放纵犯罪的危险。客观地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妨害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这是因为，有许多非法取得的证据又往往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因此，如何看待非法证据问题反映的是一国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

　　一、意大利刑事诉讼法所遵循的非法证据的强制性排除模式

　　随着刑事司法文明化、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现代诉讼已不再将发现案件的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已经成为刑事诉讼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因此，如何看待和更好地协调刑事诉讼的两个目的，会直接关系到一国法制中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有的国家侧重于强调人权保护的原则，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的模式，如意丈利、美国等。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以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规定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加以严格地规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也有的国家更注重于发现案件的实质真实，即通常以消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以积极的态度否定之，其中肯定者多采用自由裁量的方式，如英国。这种裁量排除模式的特点是：法律不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对非法证据是否予以排除，交由法官决断。由法官斟酌个案的公平正义性来做出裁定，法律只是就裁量的标准范围做出规定。两种模式各具特色。强制性排除模式对于排除具有更大的明确性，能够保证统一适用法律，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官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能够做出一致的裁决。但是在强制排除的模式下，由于不具体考虑非法获取证据的实际情况，诸如非法搜查、扣压行为的严重程度，主观的故意和过失以及一些具体的证据的证明力情况等，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证据就一律予以排除，法官完全没有裁量权，对于一些重大的案件会由于证据的非法取得而使案件无法得到审判。裁量排除模式相比较来说则更具有灵活性，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纳非法取得的证据，从而可以避免由于一刀切而产生出放纵犯罪的危险。当不排除非法所得的证据会严重损害程序的公正，严重侵犯关系人的合法权利时，法官可以决定排除这一证据。但是，在裁量式排除模式下，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细则指示法官如何行使裁量权，其结果可能导致法官裁量权的滥用。

　　二、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

　　排除规则是意大利证据法中的很重要的证明规则。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编第一章证据的一般规定第191条明确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同时可以在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指出上述证据的不可使用性。”接着在第二款又进一步对司法规则加以阐述：“违反了排除规则的行为，在程序的各个阶段及审级中均可构成提起上诉的理由。”典型的引起证据排除的禁止行为是一种程序禁止，称之为非法取得的证据。然而如果取证中没有违反程序禁止规则，而仅违反了实体法规定，刑事诉讼法191条补充指出：这种证据被称之为”以不适当方式”取得的证据，此类证据通常可以使用，并不会引起证据的本身无效。排除规则这种典型的使程度违法行为无效的方法，最主要的目的是用来限制法官在证据取舍评断中的自由度和保障被告人的相应人身权。证据的排除规则应该遵循绝对主义原则或称之为强制排除模式，即法律中明文规定的某类证据禁止采用应该是法官所必须遵守的规则，也就是排除规则必须是明确具体地限制排除对象。不排除应该是正常状态下的例外，当出现某类不明确的禁止行为时，或法律中没有明文指出的禁止行为，通常不得适用排除规则。换句话说，当某些行为法律未加明确限制为禁止行为，但实际上可由此推论出违反某项规定，通常法律不认为适用排除规则，比如：询问证人需就某一具体问题发问（第499条1款）。但如果一方当事人向证人询问前要求他就其所知事实全部加以陈述，那么，这种证人证言是可以使用的。此外，意大利证据法的排除规则还存在一类情况：排除不是因为采取了违反法律禁止的获证方法，而是仅仅因为证据的获得是在庭审前，从实质上来说，它不属于排除规则范畴，但事实上，法律规定了法官为审慎地做出决断只能使用庭审中获得的合法证据。按照这条规定，庭审前所做陈述的笔录是属于排除范围之列的。由此看来，庭审就像一个过滤筛，筛出那些未经庭审过程而取得的证据（除例外规定）。如果证据只是侦查阶段获得但未经庭审阶段合法取得，那么不能用做最后的判决，因为这些证据已经被庭审之筛排除在外了。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学者早在立法修改以前就已经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在立法修改的讨论中，有学者就曾提出我国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具体设计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利益的案件除外。前款例外不适用于以刑讯逼供取得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1996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中却仅仅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对于以这些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法律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屡发生，不能不说与立法技术的不周延有关。可以说立法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对法律的实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制约和保障作用。一个好的立法规则可以使法律的实施者能够清晰明确地适用法律，反之，则会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从而无法表达出法律的精神和真意。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另一方面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却没有做出加以排除的规定。这样，“就存在法律规范不完整，缺乏违反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后果的规定的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法现象细胞的法律规范须具备三个要素（适用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能对相应的社会关系做出有力度的调整。刑事诉讼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指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及其结果不被认可，或予以撤销、否定，或应予补充、修正的法律规定。规定这种程序性法律后果是维护新法设计的诉讼模式权威性的保障。新法虽然对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设定了不少禁止性规范，但并不都具备完整的法律规范三要素，许多都缺乏否定性制裁后果；有的虽有制裁后果，却仅是实体的而非程序的。如第43条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其后果在刑法中而未在刑事诉讼法中，即违法者要承担刑法分则规定的刑讯逼供罪的刑事责任，而这种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程序性后果—原则上不得采信却没有，或者说有意回避了。其结果必然是：程序的权威性、经过程序做出的决定的既定力会受到影响，同时又为恣意行为开了方便之门”[2]。可见，法律规定中缺乏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处理会使得法律的效力大大降低。这是因为“法律的效力体现在它的强制性及责任机制—违反法律将承担法律后果。刑事诉讼中法制原则的贯彻，也必须以违法制裁为后盾。例如，采用威逼、引导、利诱取得的供词和证言无效以及违法搜查逮捕获取的物证应予排除等等”[3]。对此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因此，在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应当排除。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以说这样就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了刑事诉讼法第43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三、意大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一）对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

　　无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以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做出予以排除的规定。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恰恰应该强调的就是对以非法搜查、扣压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宪法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可以说，不受非法搜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重要的宪法权利，如果对于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也予以采用的话，就等于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行为的认同和放任，其结果不仅仅是侵害某个公民的隐私权，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同时更是对宪法尊严的侵犯。因此说，对于以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必须加以排除，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司法的公正。第二，我国随着庭审方式的转变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将会逐步抛弃书面审理的方式，也就是说法庭的审理和判决活动主要采用言词陈述的形式，一切审判活动包括法官对审判的指挥、对当事人和证人的询问、对证据的调查和对判决的宣告，检察官、自诉人的指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防御，证人作证及鉴定人提供鉴定结论等都应采用口头陈述的形式。由于这种直接言词方法的采用可以一定程度上排除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然而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却无能为力，无依据予以排除。因此，只有法律设计这样一道屏障，即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对于以非法行为取得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现象，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191条中明确强调：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如果使用了该证据进行定案，则可以构成任何审级的上诉理由。由此看来，对于一切以非法形式，当然地包括以非法搜查、扣押形式获得的实物类证据，意大利是持绝对的排除态度的。总之，为了制止和预防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保障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得到切实的遵守，对以非法搜查、扣押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应当坚决予以排除。

　　（二）以秘密侦查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加以排除的问题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秘密侦查手段没有进行明确规定，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对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的规定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经常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犯罪证据，侦查中所得犯罪证据又被当然地用于法庭审判当中，可以说对于秘密侦查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控制机制。在这样一种无任何法律程序控制情况下而大量地使用秘密侦查手段，势必更加严重地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因为秘密侦查手段往往是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的，往往是在公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状态下对权利侵犯的强度更深。比较来看，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条中就规定，针对一些特定较重的犯罪，如依法应判处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或涉及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犯罪以及武器爆炸物和走私的犯罪等，允许对谈话、电话和其他形式的电讯联系进行现场窃听。该法第267条规定，公诉人要求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决定进行第266条规定的活动。当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且为进行侦查工作必须实行窃听时，采用附理由命令的形式给予批准。在紧急情况下，当确有理由认为可能会因延误而严重影响侦查工作时，公诉人以附理由命令的形式决定窃听，他应当立即将此决定通知法官，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超过24小时。法官在做出上述决定后的48小时内决定是否予以认可。如果公诉人的决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获得认可，不得继续进行窃听，窃听获得的材料也不得加以使用。此外，还具体规定了窃听的方式、时间、以及具体的实施程序[4]。可见，在刑事诉讼法中对秘密侦查手段的种类、方法、令状的获得、令状的签发权限等做出明确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警察任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同时对于以非法的秘密侦查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得用于定案当中。

　　（三）对于私方当事人以不正当方式获取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做出规定。意大利对此问题的作法是：此类证据可以使用，即不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中的补充规定指出的，如果取证中没有违反程序法规定，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或违反实体法方式获取的证据，通常此类证据可以使用。原因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价值基础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即主要用以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宪法权利构成侵犯。

　　通过上述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强调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主体方面。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的非法取得可能会贯穿于其中，既可能来自于控诉方，有时也可能来自于辩护方，双方以不合乎法律规范的方式所取得的证据，从广义上说似乎都应该为非法证据，但是在证据法领域，尤其是刑事证据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应当强调主体的特殊性，即主体应该限定在从事司法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具有侦查权的司法人员，作此规定的目的旨在防止和限制司法行政权的恣意泛滥，进而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法律适用方面。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尺度和标准，即何为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何种法律为非法的问题。我们主张非法证据应当强调是主体违反了程序法，程序法是一种权利的象征，是看得见的权利，违反程序法也就意味着侵犯和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同时程序法的违反又往往不像违反实体法那样能够直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限制违反程序法的行为，则这种行为会越演越烈，而形成一种司法专横，这为现代社会所不容。

　　第三，后果设定方面。主体违反程序法规定进行收集证据的活动一定要受到惩罚，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落实的根本。当前各类法系所普遍采用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惩罚是规定以非法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不得使用，应当予以排除，当然各国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度上不尽相同。

　　可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以及确立的程度如何，是一个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价值权衡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采取何种裁量方式，即在多大程度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的目的所追求的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国家由于过于追求发现案件的真实性，往往就会放任非法取证行为，也就是说只要是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的证据就予以采纳而不顾及证据的取得是否违法，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的结果就是，国家权力膨胀、公民则失去基本人权保障，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高昂的代价。相反，有些国家则在兼顾发现真实的情况下，更加侧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进而强调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虽然有时排除非法证据可能会在某个案件的调查上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但是，它所带来的是公民的一种基本人格尊严的保障和安宁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现代法制国家无不把非法排除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规则。




【作者简介】
孙维萍，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
[1]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
[2]张正德.刑事诉讼法价值评析[J].中国法学，1997,(4)；86-93.
[3]龙宗智.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J].社会科学研究，1998,(4):40-17.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旅游管理条例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7月27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旅游资源
第三章 旅游经营者
第四章 旅游者
第五章 旅游行业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业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行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专门或主要从事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服务的综合性服务行业。
第三条 发展旅游业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培育旅游市场，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旅游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条 旅游业按照国家规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旅游行业的管理工作。市（地）、县（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地）、县（市）旅游行业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工商、公安、建设、环保、交通、文化、宗教、物价、卫生、商业、林业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同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各自的职责，与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相互配合，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管理。
第七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旅游活动、从事旅游经营与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二章 旅游资源
第八条 旅游资源，是指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旅游资源。
第九条 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应与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相协调，加强可行性论证，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第十条 为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除国家投资外，鼓励单位、个人及境外投资者投资，有计划地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第十一条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和发展全省旅游业的总体规划，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凡列入省重点建设的旅游景区（点）规划，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市（地）、县（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乡建设总体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和上级旅游业发展规划，编制本地区旅游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景区（点），应征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意见，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报批。任何单位（包括旅游经营单位）在景区（点）内兴建旅游项目均须征得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三条 旅游景区（点）管理机构，应根据旅游业发展规划要求，配套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并按照批准规划的范围在景区（点）周围设置界线标志。
第十四条 旅游景区（点）管理机构应加强对旅游景区（点）的管理，严格内部规章制度，加强安全防范措施，保护旅游设施完好，保持环境清洁卫生，提高综合服务质量。

第三章 旅游经营者
第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经营者，主要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专门或主要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第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经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或批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后方可经营。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为旅游者提供良好服务。旅游经营者之间以及旅游经营者与旅游团体之间的业务联系（包括有偿中介活动），应当依法签定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
第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应对其从业人员进行旅游职业道德教育和在职岗位专业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对导游人员实行资格认证制度。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不得从事导游活动。
第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遵守旅游安全的法规和规章制度，配备必要的旅游安全设施和设备。高空旅游设施和惊险旅游项目必须符合安全规定和标准。旅游经营者应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发生旅游事故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和加强救护，并及时向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按规定及时处理。
第二十条 旅游项目的价格及收费，应符合政府价格管理部门的规定。旅游经营者必须公开服务项目和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明码标价；不得擅自提高属于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及与旅游者约定的收费标准；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强卖商品；不得欺诈、勒索旅游者；不得强迫
旅游者接受收费性服务项目。
第二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在境外设立旅游办事机构、兴办旅游企业、举办旅游促销活动或者在国内开办全国性旅游促销活动的，应向经营者所在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审批。
第二十二条 旅游经营者应接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并按省有关规定缴纳旅游开发费。
第二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检举、控告和起诉。

第四章 旅游者
第二十四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五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旅游产品及旅游服务质量的真实情况；
（二）获得人身、财产安全保障；
（三）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服务方式、服务项目和旅游商品；
（四）按照合同约定，获得质价相符的旅游商品和旅游服务；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受到尊重；
（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依法要求赔偿或投诉、起诉；
（七）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六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二）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三）自觉保护旅游资源、环境和设施；
（四）遵守旅游秩序和安全、卫生规定；
（五）履行旅游合同或约定。
第二十七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要求赔偿，被要求赔偿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及时作出答复；
（二）自旅游者合法权益被损害之日起3个月内，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所在地、损害行为发生地或损害结果发生地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投诉。受理旅游者投诉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机构，应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
（三）向工商、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检举、控告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旅游行业管理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采取适当形式，做好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同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研究解决本地区旅游行业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使旅游业与各相关行业协调发展。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旅游经营者实行监督管理和年检制度。各级旅游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旅游市场执法工作。
第三十条 旅行社实行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制度。开办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含旅游公司和其他同类性质的组织），由当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向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报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开办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向当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设区的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颁发旅行社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一条 外省旅行社在本省开设非经营性分支机构的，经当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报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设立经营性分支机构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第三十二条 对旅行社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旅行社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缴纳质量保证金。不缴纳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不得经营旅行社业务。
质量保证金是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专用款项，不得挪作它用。其管理和使用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对旅行社的管理范围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由审批部门进行管理。
第三十四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旅游星级饭店，在征得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对旅游涉外饭店实行评定星级和星级复核制度。旅游涉外饭店评定星级应向当地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逐级审查后报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由省旅游星级评定委员会按照国家授权进行评定并颁发星级证书和标志牌。未评定星级的饭店不得使用有关星级的用语和标志。
第三十五条 经营旅游业务的车船公司、餐馆、商店、娱乐场所等实行定点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三十六条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景观内容、接待规模、服务质量、管理水平、治安卫生状况和观赏、文化、科学价值等方面的条件对旅游景区（点）评定等级，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是旅游投诉的管理机关，依法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八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旅游教育和培训的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造成旅游者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应依法给予经济赔偿，并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2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领取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和未经审批从事旅游经营业务，或者超出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
（二）外地旅行社未经审批在本省设立经营性旅行社分支机构的；
（三）未取得导游证书从事导游活动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旅游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旅游开发费，旅行社不按规定缴纳质量保证金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按日加收千分之一的滞纳金；拒不缴纳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挪用旅游开发费和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责令追回，并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规定，降低旅游服务标准，损害旅游者利益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情节严重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旅游从业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回扣或额外费用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导游人员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资格证书。
第四十六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国家法律、法规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文物保护、宗教场所管理等方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