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别

李俊杰


　　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平和手段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由于侵占罪是修订后的刑法增设的罪名，所以，实践中如何划清其和盗窃罪的界限，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侵占罪与盗窃罪的根本区别在于，侵占罪是不转移占有的犯罪，即行为人只是基于不法所有的意图将原已占有的他人财物不法领得的行为；而盗窃罪是转移占有的犯罪。换言之，易“自己占有”为“不法所有”是侵占罪的本质特征：将“他人占有”改变为“自己占有”则是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所以，理解侵占罪中的财产“自己占有”和盗窃罪中的财产“他人占有”的含义，乃是问题的关键。
　　一、侵占罪中的财产“自己占有”
　　侵占罪中的“占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的事实上支配，即依规范的、日常生活常态下的社会观念标准判断存在事实上的财产控制关系。而支配是否合法，是否有成文的合同等均在所不问。
占有事实表明原财物所有人对该财物的占有权受到排除。侵占罪的成立，是行为人将业已占有即已经形成“占有事实”的财物占为己有，即原财物所有人、占有人已经失去对该财物的控制权。如果在财物所有人、占有人尚对原财物享有占有权时，试图以不法方法非法占有该财物，则可能构成盗窃罪。
　　例1、搬运工赵某在某火车站站台见刚下车的旅客王某（女）带着3个小孩，旁边放着5件行李，便上前询问其是否需要雇人找行李。二人商定，由赵某将王的4件行李找出车站，王付给赵人民币15元作为报酬。赵找着4件行李至出站口，王所带小孩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下查票。看到王忙于出示车票，赵遂产生了非法占有王的行李的企图，趁王不注意，将行李（内装人民币6000元、价值5000元的真皮提包一个及其他物品）找走。赵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罪？
　　例2、胡某到银行存款，在A柜台填完存款单后，将内装1万元钱的包遗忘在A柜台上，径直到B柜台办理存款手续，刚进银行准备存款的袁某见无人看管此包，即偷偷将其装入自己口袋离去，后银行根据监控录像找到袁某。袁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上述两例，似乎都可以判定行为人构成侵占罪。前罪好像是将代为保管的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后罪则貌追认侵占遗忘物的行为。事实上，对上述两罪都只能定以盗窃罪。主要理由是：在案例1中，赵受托运物，但王始终尾随其后，赵某的一举一动都在王某的视线之内，财物仍为王所占有，而且财产主人对财物的支配力较强。赵乘其照顾不及之时，将其归为己有，自应成立盗窃罪。案例2中，财物所有人因为遗忘而丧失对财物的占有权，但是，该财物遗置于特定场所所以应当承认第三者对财物的事实支配，此时行为人采取一定方法取得他人占有之财物，构成盗窃罪。
　　需要注意的是，在案例2中，即使银行未设置监控设备，没有配备专职的保安人员，对胡某的遗置物也应视为由银行占有之物。认为袁某构成侵占罪的人会提出两个问题：一是银行职员无占有意思；二是银行是人人可以进入的公共场所行为人何以构成盗窃？刑法上的占有，要求存在客观的支配事实和主观的支配意思，不过，支配的意思不是个别的、具体的意思，特定场所的控制者对该场所内的财物存在概括的、抽象的支配意思。这里结合例3略加分析。
　　例3、甲欲向乙行贿，被乙公开拒绝。甲即于某日乘到乙家串门之机，将5万元现金藏于乙家沙发内，欲使其在收拾房间时能够发现。乙对此并不知情，当晚丙潜入乙家盗走该5万元，是否成立盗窃罪？
　　乙对此财产的存在虽不知情，但因其被置于乙家中，丙肯定成立盗窃罪。个人对自己住宅内的一切财物，原则上都具有支配意识，而不论主人是否在家或者是否对该财物的存在知情。类似的例子还有：外出者对塞入其门内的邮递物具有占有意思；商场送货人员将顾客订购的家电放在其门外提前离去，该顾客虽不在家，也不妨碍其对财产享有占有权，取得财物者均成立盗窃罪；继承祖上遗传的房屋，虽对墙体内藏有金条一事完全不知情，装修工偶然发现后取得的，也只构成盗窃而非侵占罪；将有故障的汽车敞开门置于路旁，去5公里外寻找修理人员的，或者在候车室里将提包置于地上然后去其他场所购物的，财产所有人是有意识置放财物，其占有意思非常明显，他人取得这睦财物的等等，都应成立盗窃罪，而不是侵占遗忘物。
　　推而广之，如果某人对一定空间长期以来有控制权和事实上的支配力，则“推定”其对该范围内的财物都有占有意思。顾客遗忘于银行、旅客遗忘于旅馆、消费者遗忘于浴室内的财物均属于银行、旅馆或浴室主人之占有物，即使银行职员、旅馆内工作人员或浴室主人未意识到财物存在也不能认为是无人占有的跌物。那么，乘客遗忘财物在出租车上，司机无所察觉，新的乘客将前一客人遗留的财物拿走，原则上也可以成立盗窃罪。
　　二、盗窃罪财产的“他人占有”
　　破坏原来的占有关系是盗窃罪成立的重要环节，否则新的占有关系无法建立。此即所谓的“不破不立”。破坏原来的占有关系，是直接侵犯他人占有的行为。关于财产的他人占有，有以下问题值得讨论。
　　1、财产占有的场合
　　财产的他人占有是因事实原因对物具有的支配统领关系，强调占有的事实和状态本身，而不以存在所有的意思，善意平和占有为必要，占有关系是因为合法取得，还是由非法行为所致，都不是关键。
　　占有一般来说是人与财物之间有较为接近的空间关系，但是也并不尽然，因为占有不是“握有”而是“所持”。占有状态与财物的形状、性质休戚相关，但并不以直接把持、监守为必要，而以将财物置于其长期以来控制的空间或者支配力所及的场所为己足。同时，基于一般的社会观念可以推知上吸者的场合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占有的意思有所削弱，支配统领关系有所松弛，但也应当承认他人对财物的占有。例如，夜间置放于家门口但未上锁的自行车景人占有的财物；在发生地震或洪灾时，为一时避难而设有明显标志置放于马路上的财物应当由放置人占有；虽是放养但有按照返归习性的动物（如牛、羊、鸽子等）也是有人占有之物；外出旅游者、长期出国者对其家中财物的占有也不因时间的经过而丧失。
　　所以，占有关系是否存在，需要结合一系列主、客观事实（如支配的手段、方法、形态、作为被支配对象的财物被置放的场所及所处的状态，财物的种类、性质、形状，社会上一般人认同的占有观念）等进行综合判断。一般认为，在以下情形中，财产占有关系事实上存在：事实上握有、管理财物；财物被自己支配的器械确保；财物在自己概括地支配的场所内；财物有按时返回的习性；根据财物的性质、放置的场所等能够推定所有者；财物在难以为他人所发现而自己知道的场所内（如故意隐藏在里外并知道其所在位置的财物，由埋藏者占有）；财物只是短时间与主人分离，所在位置离所有者很近；虽然有特殊事由发生，但占有关系不改变的场合，如火灾、水灾、地震、战争的发生都不能直接改变原来的财产占有关系。
　　2、占有的归属
　　财物由谁占有，这是区别盗窃罪和侵占罪的根本界限，所以，占有的归属问题至关重要。
　　数人对等地对财物共同保管的场合其中一人未经创优同意变共同占有为单独占有的，构成盗窃罪。因为这种行为对创优的占有产生了侵害占有权属于共同保管者全体。例如，甲将其与丙、丁等4人共同经营的果园中的水果全部偷摘卖掉的，构成盗窃罪。甲对财物有一部分占有权，但是其占有权不能对抗其他人的占有权。而共有物由某一人保管，其未经其他人同意而加以处分的，构成侵占（代为保管的财物）罪。
财物包装、捆绑、上锁、封印等场合占有权由谁享有，即在受托人接受包装物之后，从包装物中取得财物的，或者占有包装物整体的，构成何种犯罪？这很值得研究。二分说认为，使包装物破损取得财物的，构成盗窃罪；占有包装物整体的，构成侵占罪。因为包装物的整体归受托者所有但包装物中的内容物由委托人保留占有权。问题是，侵占罪的法定刑远远低于盗窃罪，对占有财物多者反而惩罚轻，罪刑关系上的严重不均衡与一般公众的法情感相悖。所以，笔者认为，受托者占有说是合理的，即无论是包装物，还是内容物，都由受托者占有。那么，无论取得包装物还是取得内容物，都是侵占罪而不成立盗窃罪。具体的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中国刑法中盗窃罪法定刑较重的具体情况，在事实上握有他人财物的情况下不法领得他人财物，如果定盗窃罪，对犯罪人而言，失之过重。二是考虑了占有的物理、现实性质。在实际生活中，委托人如果将财物交由邮政部门、速递公司、金融机构保管、运输，那么，受托人对货物的保管、运输等一般属于垄断经营，运送过程较为隐秘，委托人一旦交出财物，无法实际监督受托者，受托人的占有权自交出财物之日已经丧失；如果委托人是将其财物交由其亲友保管、运输，那么，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高度信赖关系，基于这种信赖关系，委托人暂时让渡了自己对财物的支配力，由此受托人取得了在其运输、保管期间对财物的占有权。所以，承认高度依赖关系的存在和物理支配力的现实转移，对于处理包装物的占有归属问题较为重要。
论事实推定的效力

周成泓

摘 要:事实推定属于一种推论，其理论基础是经验法则，对其可运用逻辑经验法则进行分析。推定事实可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但允许对其进行反驳，且推定事实不得再作为其他事实推定之基础事实的证明依据；证明责任在其起源上受到了事实推定的影响，但证明责任规则一旦形成它就一般不再受到事实推定的影响；事实推定只转移提供证据责任。
关键词: 事实推定；理论基础；效力

On effects of presumption of fact

Abstract: Presumption of fact is a kind of deduction ,with the rule of common sense being its theoretical base. Inferential facts can be the base of cognizance of case, however, it can be rebut and cannot be the base of other presumptions. The burden of proof is, but only influenced by presumption of fact originally. Presumption of fact shifts only 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
Key words: presumption of fact; theoretical base; effect

诉讼证明包括完全证明和推定证明两种。完全证明是运用三段论推理进行的证明，其效力是确定的。但是，对于作为证据法重要范畴之一，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复杂且难以操作的课题之一的事实推定的研究目前仍比较薄弱，其理论基础是什么，其效力如何，都仍有待于学界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拟对事实推定的效力做一探讨。文中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事实推定概说
（一）事实推定的概念
推定是法院在无必然性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根据已知的或然性证据假定另一事实在法律上得以成立的一种推论，即根据甲事实的存在，推断出乙事实存在的一种诉讼证明活动。推定中的甲事实称为基础事实，乙事实称为推定事实。
根据学界通说，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法律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事实推定）两种。后者是指审判者 基于职务上的需要，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就已知的事实作为基础事实，进而推论未知事实的证明手段。[1]
（二）事实推定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的范畴，它同法律推定是有区别的。在事实推定的情形下，司法机关根据已知的事实作出何种判断，由于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需要由审判者根据一般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决定。而对于法律推定，审判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事实。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事实推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实际中用得较多，肯定事实推定，实际上就是肯定审判者在诉讼中的主观能动性，使司法变成一种能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易言之，事实推定并无独立的性质，它只是诉讼过程中审判者的一种心理活动。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则认为，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遗留，其原本是调整证明评价的，事实推定的生活经验很少涉及法律上的风险分配，而是涉及一种对生活事实进行评价的标准，法律推定指向证明责任，而事实推定指向证明评价。[2]
笔者以为，事实推定属于逻辑上的一种演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规则经逻辑上的演绎而得出的结论，它属于证明评价的范畴。
在讨论事实推定的效力之前，我们先对其理论基础做一探究，因为推定的效力是由其理论基础决定的。
二、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
关于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笔者以为只有经验法则，而不包括公共政策，这从其法律性质即可得知。以下笔者从事实推定的运行过程，即形式逻辑演绎过程着手，对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践中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在观念上它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其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形式”。[3] 经验法则依其性质不同，可分为一般经验法则和特殊经验法则两类。前者是指一般人从日常生活中所体验、感知的一类事实。特别经验法则是指具有特别知识或经验的人才能得知的事实形成法则。它必须经过证明后，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基础。在事实推定中，经验规则通常是指一般经验法则。
由形式逻辑原理可知，任何推论都是由前提命题和结论命题两部分所组成的，之所以能由前提命题推出结论命题，是因为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逻辑联系不同，推理的性质就不同，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之间的联系决定着推理的性质，事实推定仅属于推理的形式之一。
根据现代逻辑学的研究，在推论中，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五种逻辑联系：第一，等值关系，即A=B，二者同时并存；第二，蕴涵关系，即AB ,A命题真包含于B命题之中；第三，逆蕴涵关系，即AB，B命题真包含于A命题之中；第四，相交关系，即当A存在时B可能存在；第五，矛盾或反对关系，即当A存在时B不一定存在，当B存在时，A不一定存在。在这五种逻辑联系中，第一、第二种为肯定型必然联系，第五种为否定型必然联系，第三和第四种为或然联系。或然联系又分为常态联系、例外联系和中立联系。常态联系是指如无例外情况，当A存在时，B也存在（肯定的常态联系）或不存在（否定的常态联系）的可能性极大；中立联系就是当A存在时，B存在与不存在的概率一样大；例外联系是相对于常态联系而言的，即当A和B间是常态联系时，A与非B就是例外联系，当A和非B是常态联系时，A和B就是例外联系。
在诉讼中，如果前提命题与结论命题之间具有必然性的逻辑联系，则构成了诉讼中的必然推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必然性，即前提命题为真，结论命题必然为真；第二，演绎命题是非扩展的，即结论包含在前提之中，结论没有超出前提的范围。在必然性推理中，如果不仅小前提A的存在有证据证明，并且其结论B的存在或不存在也有证据证明，就构成完全证明。如果只有小前提A存在的证据而无结论B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那么它就是法律上的免证事实，也属于完全证明。二者均不属于推定的范畴。
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或然的，就构成了或然性证明。或然性证明又可以分为完全的或然性证明和不完全的或然性证明，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结论命题B的存在或不存在有无证据证明，有证据证明的就是完全的或然性证明，反之则为不完全的或然性证明。（1）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常态联系时，即当A存在时，B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并且B的存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时，则它就构成一种高盖然的或然性推论，属于事实推定。（2）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中立联系，即当A存在时,B存在和不存在的可能性一样大，并且A的存在有证据证明，而结论命题B 的存否无证据证明，则此推理对认定案件事实无任何价值；当B存否有证据证明时，则其证明价值在诉讼中与必然证明相同，也属于完全证明。（3）如果前提命题A与结论命题B之间存在例外关系，则一般来说，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例外联系存在的可能性极小。不过，也不能将此绝对化，因为可能性小不等于没有可能性。只要有证据证明当前提事实A存在时，结论事实B存否也有证据证明，则它就是一种完全证明。[4]
由上可见，在逻辑推理中，只有当大前提是高盖然或然性的，且推定事实无证据证明时，才构成诉讼证明中的事实推定。因此,作为事实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与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的运用往往取决于法官主观的思维模式和业务素质，有着某种随意性和偶然性。在缺乏具体指导原则的情况下，如果仅凭经验法则作出裁判，就难免导致错误。因此，针对经验法则的运用应规定合理的指导原则，作为事实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不能过多地反映主观上的内容，而应使其类型化。法官若违背具体类型化的经验法则进行所谓的事实认定，则应予以撤销。不过，由于不同法官的审判经验和判案技能有异，也由于不同审级法院的任务不同，对事实推定在诉讼证明上发挥的“衡平”价值功能不能按同一水准苛求。[5]
三、事实推定的效力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事实推定是建立“表面可信或初步可信的证据”，除非另有表面可信的证据予以推翻，即无需举证，也即事实推定相当于表面可信的初步证据。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表面可信的证据是指证据可信的程度。在陪审制下，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建立此种初步证据后，方可以之通过法官而提交给陪审团，因而不宜使用此术语来说明推定的效力。如英国学者斯蒂芬认为，使用推定一词，是专门针对法律上的推定可以反驳者而言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学灯先生亦认为，为了避免混淆，法律上的推定应称为推定或假定，而事实上的推定应称之为推论。[6] 德国学者汉斯•普维庭教授甚至认为，事实推定不属于证明责任规则，而归属于证明评价领域，它要么是一些特别强烈的生活经验规则，这时它就是表见证明；而在通常情况下，它只是一般之情势。在这两方面，事实推定作为一个法律现象它纯属多余。
笔者基本赞同普维庭教授的观点，但以为事实推定并非是一个多余的法律现象，对其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事实推定的效力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推定事实的效力以及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以下分述之。
（一）推定事实的效力
推定事实的效力是指运用事实推定法则得出的结论在法律上的效力，包括是否可以对推定的结论进行反驳，以及推定事实是否可以作为其他推定中的基础事实。由上文对事实推定的理论基础所作的分析可以对推定事实的效力作如下归纳。
1、推定结论的法律效力
事实推定是根据前提事实，运用经验、逻辑法则而推知结论事实的一种诉讼活动，它属于逻辑上演绎的推论，如果没有相反的推论，就可以对推定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对推定的结论是否可以进行反驳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事实推定的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只是一种高盖然的或然性联系，它未必就与客观情况相符。因此，如果对方当事人提出了可成立的反证，推定即为失效，推定事实就不能再视为存在。
3、推定结论是否可作为证明其他案件事实推定中的基础事实的证据
推定必须依据基础事实进行，法官在进行事实推定时，必须首先查明基础事实的存在。而由于推定事实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以为，因此，不能再以之作为证明其他事实推定中之基础事实的证据，理由有三：第一，该种“主观以为”不具有法定证据的形式要件；第二，该种“主观以为”是对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常态联系的逻辑结论；第三，推定的事实不能作为基础事实再用以证明其他事实，这也是由推定事实的相对性所决定的。[8]
（二）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关系的命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证明责任的确定是否要依赖于推定；二是推定的法律效果是否转移证明责任。
（一）证明责任的确定是否要依赖于事实推定
这个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事实推定对证明责任发生影响的时间。从证明责任规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经历了先推论（事实推定），后（法律）推定，再到证明责任规则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证明责任规则是在事实推定规则的基础上确立的。另一方面，哪些证明责任规则受到了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证明责任规则包括证明责任一般原则和各种具体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前者受到了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9] 但在证明责任一般原则已确定的情况下，各个具体类型案件的证明责任分担规则通常不会受到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即使在证明责任倒置时依然如此。不过，个别案件的证明责任的确立却可能受到事实推定规则的影响，即在法律对某个案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没有明文规定时，法官就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
由此可见，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推定的基础上产生或确定的，这是由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上的统计概率论所决定的；但证明责任规则一旦形成，它就一般不受事实推定的影响。
（二）事实推定是否转移证明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从诉讼动态过程来进行分析。法官以事实推定来认定待证事实，其心证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法官对作为推定基础的基础事实形成确信，然后，以此为前提，运用自由心证及经验法则推论出待证事实的真实性。对方当事人反驳事实推定，可在事实推定过程中，心证形成的两个阶段，而行使三种攻击手段。其一，举证反驳基础事实，以阻止法官对基础事实形成高盖然性的心证，这时对方只要提出反证，使基础事实陷于真伪不明，其结果便导致法官不能适用经验法则，因而无法进行事实推定。其二，提出证据攻击法官适用经验法则进行事实推定的推论过程，即提出某一特殊的事实，使得法官不能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对该案件的待证事实进行事实上的认定。其三，直接提出证据证明推定事实的不存在。只要受不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相反的证据，使法官对推定事实已经形成的心证发生动摇，该推定事实就已经被推翻而不能得以确认。为使法官确认推定事实，当事人必须再度举证，以使法官重新形成心证。
从上述事实推定的运行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主张推定事实效力的一方当事人始终对推定事实的真实性负有证明责任。对方为反驳推定事实固然要提出证据，但其提出证据以阻止法官对推定事实的确信，并非属于客观证明责任的转移，而是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换言之，在推定事实最后真伪不明时，推定事实视为不成立。[10]
为进一步说明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笔者再引入两个概念，初步证据推定和说服性推定，二者同属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之下的范畴。所谓初步证据推定是指，某个证据如果通过了法院的验证，即享受初步合格的推定，它主要适用于审判前的准备阶段，其目的在于剔除与案件无关的证据，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说服性推定则是指，提交到法庭上的某种证据，经过质证和辩论之后，仍然具有很强的证明力，即享受说服合格的推定，其成立条件是：第一，必须是在法庭审理阶段；第二，必须是原告所提出的证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必须能克服被告的反驳。[11] 初步证据推定处于推定的表层，说服性推定则处于推定的深层。二者都属于事实推定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