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院文化与法官队伍建设

朱凯


【内容摘要】“文化”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寻找文化，特定的人群必定产生特定的文化，于是在法院这一具有特定职业特征的机构中产生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文化的研究，从宏大的社会语境，逐步聚集到法院中的人——法官，法官这一特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征的法院文化。本文从法院文化的概念着手分析，提出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通过列举本院文化建设的实际来指出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前进推动作用。


　　“文化”在当今中国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于在各个地方和各个领域寻找文化，于是在法律科学中出现了“法律文化”，法院文化与法律文化一样，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院文化命题在中国出现，是从司法实务界然后再到理论界的，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基本一致。对于法院文化的研究，从宏大的社会语境，逐步聚集到法院中的人——法官，法官这一特定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职业特征的法院文化。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法院文化，同样，良好的法院文化氛围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成长和法官素质的提高，为司法为民、提高司法能力奠定良好的队伍基础。

一、法院文化的概念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缘于一定职业并且带有一定地域性的以法官为主体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异于其它群体的文化。如果要给法院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笔者认为，应对法院文化作出广义的理解，即法院文化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以及法院中不同个体有关法律和法院活动的看法、态度、评价等等的观念形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同时还包括与法院有关的制度以及器物文化的综合体，后者如法院的建筑风格、法庭的布置与法庭人员的着装、礼仪等等。法院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内而言，它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自我规定性和自治性，显示出一种团体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对外而言，具有社会反射性，社会对法院的看法、意见、评价等可能借助各种力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反过来来影响这种文化的走向或者改变这种文化特征。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生在一个统一体中的过程。
　　一般认为，法院文化由四个层次构成，即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是指由法院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它主要包括法院办公楼、审判楼、审判法庭、法院的徽志——华表天平、独角兽等。浅层的行为文化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活动、研究培训、生活娱乐、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是指法院在从事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与法院司法精神、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院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等，这一层次是法院文化中规范人和物的行为方式的部分。深层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层，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管理教育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它包括司法精神、法官的职业道德、工作目标、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法院文化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具有自我规定性的以法官习性为中心的结构出现的，法官在听讼中的行为方式、对当事人的态度、做出判决过程中是否会请示上级法官或领导、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或诱惑的想法等等一系列观念、活动。法院的文化特征会促使法官养成一种习性，积累某种知识，进而形成一种司法传统和风格，具体而言就是法官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体。这种习性和知识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法官带到他审理的案件当中，从而呈现出法院文化的态势。研究法院文化就是要研究法官这种职业者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思维和判断模式所共同构成的职业化倾向或者说群体特征。这种职业化倾向或特征决定了一个法院乃至整个法院系统的法官所具有的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活习性，而这些习性都会在审判活动中表现出来。法院文化的职业化特征通过审判社会大众进行展示，当然也体现在诉讼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与法官的接触过程中，因此法院文化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评价和公信度。
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发挥着整合、导向、凝聚、规范和激励等作用，先进的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约束法官的非正式规则，从而使法官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而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维护整个队伍的形象，提高队伍的素质。

　　二、法院文化对于法官队伍建设的指导意义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法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曾说过：“我们的法院对法官文化或者司法文化建设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法官是今天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行业。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人们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运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概括地说，法官之所以称之为法官，正是他们具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在法官中培育这样的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独立重要性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这段讲话深刻地提示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建设的意义。
（一）优秀的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起到一种指引和导向的功能。
　　浓厚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文化方向，对于法官队伍法律知识结构的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法官职业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队伍形成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法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务于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大局。
（二）优秀的法院文化能约束法官的行为举止。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群体为达到公正的司法终极目标，在对司法权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内心自主选择的、坚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基本观念。在先进文化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官能更好地树立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行为、形象、纪律、作风等方面，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使外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变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理想信念。约束法官队伍的规章制度是各层次、各类别的，从职业道德到单位纪律，从部门规章到国家法律，从检察监督到人大监督，从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应该说是全方位、非常健全的，但我们应该铭记一句话，那就是不论任何时候，制度都是由人去执行，都是靠人去遵守的。但只有把外在的监督和法官内心的自觉服从结合起来，制度才能用活，才能得到更好地遵守。
　　（三）优秀的法院文化能对社会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法院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它与其他文化必然会产生互动和相互影响，进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的提出起到辐射和促进作用。法院的审判、执行等工作，时时处处与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产生直接的联系，法院文化通过具体的审判、执行等工作得以体现出来，从而使社会公众都能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扩大法院文化的影响。4、优秀的法院文化能激励法官的干劲和工作热情，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从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和个人发展。这是法院文化的一种激励功能。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往往都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但不可否认，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类，法官这个群体同样有人的需求和追求。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才能使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制定针对法官队伍的规则，才能使我们地工作少走弯路，才能使我们的队伍少出问题，这也是对法官队伍的爱护和对法官这个群体的尊重。法官群体是社会精英的集合，法官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更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法院文化所宣扬的司法理念，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司法文明等理念，使法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信心，从而调动起法官爱岗敬业、谨慎裁判的积极性，在实现审判工作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司法文明的同时，也使法官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三、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前进推动作用

　　人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力量，文化与群体紧密相连。具体到法院文化中，法院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法官也是紧密相连的，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子。我们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只注意到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乃至法官队伍的促进作用，而经常忽视法官队伍对法院文化地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法院文化的形成与法官队伍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先进的群体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建设“学习型法院”就是对法院文化的一个良好的把握。学习是职业化的最直接的途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学习”作为一个概念向全院推广；其次，结合各种考核制度，将法官的学习成果、学习态度、学习过程等量化并计入年度考核；第三，为法官提供培训机会，“培训与自我教育结合”；第四，围绕自己的审判活动，开展调研。这种把学习定位为终身教育的理念，如果贯彻到位，相信应该会对法院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法院文化的核心在于法院的精神。从总体而言，法院是遵守法律、维护法治、提供公平正义的判决机构，法官素质构成了法院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素质包括法官的正义感、法律感、社会责任感、判断技巧和逻辑思维能力、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学习得以提高和丰富。
　　同时，法官运用司法权裁判案件并自负其责不是纯粹的照搬法律条文与事实的机械活动，而是富有人性的创造性活动。英国近代著名法官科克认为，法律上各种案件“是由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来决定的；法律是一门科学，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其关注的便是素质问题。根据我国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品行素质。在政治素质上，法官应拥护宪法，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忠于人民；在业务素质上，法官应有精湛的法律专业知识、熟练的审判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须通过严格的任职资格和业务培训加以保证。在行使审判权时除了要扮演自然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扮演好社会人角色，接受社会主体对自己品德的期待和监督，而不能感情用事，唯有如此，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法律的使者、公正的化身，才能在法院形成良好气氛，促进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形成。
　　近几年来，我院开展的廉政文化进法院活动、法官讲坛活动、“比、争、创”活动、组织庭审观摩，评选优秀裁判文书活动、组织瞻仰烈士陵园、普及性宣传法律知识活动、推出电子显示屏上墙、宣传手册上架、挂牌上岗等便民措施、人手一台电脑，实现办公现代化、开设职工食堂、解决干警职级待遇、举办文艺汇演、演讲、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这些都是法院文化建设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我院干警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明显转变，最突出的就是工作拖拉、得过且过的现象没有了，背后说人闲话、搬弄是非的现象也少了，大家都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全院上下形成了一股合力，目的是把审判工作做好，更好地实现公平公正，更好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院近几年来，案件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每年结案率均达98%以上，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连续荣获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省级文明单位标兵，法院集体三等功。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院开展的文化活动是分不开的。正是我院注重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以独特的文化蕴涵诠释着“院有文化风自正”的意境，以创建“学习型法院”为进取目标，用法院文化规范和引导了法官业内业外行为，营造了健康向上的法院文化，形成了以“公正、高效、严谨、文明”为核心的法院精神，在全院营造出了浓厚的比、学、赶、超氛围，增强了干警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从而促进了审判工作的向前发展。
　　总之，培育先进的法院文化，必须大力推进法官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法院文化的主体是法院，而法院的主体则是法官。因此说，法官队伍的状况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现有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总体状况亟待提高。诚然，我们可以通过始终不断的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党性党风教育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加大“教化”的作用。但毋庸质疑：教育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大力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进程，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使法官成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缔造者、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正义的完善者，以其共有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语言，崇高的司法品格和精英化的司法能力来体现现代的法院文化。同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对法官进行约束、规范，并且用制度将已经形成的一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固定下来，力争做到，通过法官素质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法院文化，现有的良好的法院文化又能提升每一个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与法院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试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

王 超* 周 菁**


内容提要：目前，司法改革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这些改革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主要对零口供、提前介入、不起诉听证、少年犯罪案件指定管辖以及合议庭评议公开等改革举措作简要评析，并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造法、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关 键 词：司法改革；改革措施；司法造法





最近几年，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司法改革的口号之后，司法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街头巷尾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仅法学界对此予以极大关注，就连司法实践界也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举措。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如审判长资格选任制度、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精彩纷呈的改革背后，“弄巧成拙”者甚至“赶时髦”者也不乏其例。但是，司法改革由于缺乏中央的统一调度，使得地方司法机关不得不“各立门户”、“自行其是”，因此，名目繁多、形色各异的改革措施纷纷登台亮相。笔者对这种零敲碎打、各自为政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本文拟选择其中几例具有代表性的改革进行分析，以对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进行分析。



一、零口供与我国法律的冲突



为了“提高办案水平特别是运用证据的能力，转变执法观念，树立先进的诉讼理念”[1]，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主诉检察官办案零口供规则》。该规则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护，允许其保持沉默。” 这表明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主诉检察官办案时应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作假定排除，以直接、间接证据形成的证据锁链作为定案的唯一标准和依据（该规则第三条），此所谓零口供规则。不难理解，零口供的精神实质就是改变过去以供定案的“口供情结”，要求检察官在进行案件的审查批捕或者审查起诉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不能使用“口供还原”的方法来解决证据问题，只能依据该案的其他证据来判定案件事实以及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逮捕或者起诉。

在个体权利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首创零口供、推行沉默权在中国的确是“惊世骇俗”。[2]对此，人们褒贬不一，持赞扬态度的人认为：零口供的推出是沉默权在我国实践中的运用，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建立文明的侦查方式有积极的意义。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创立零口供、推行沉默权是典型的“司法造法”，检察机关的行为僭越了立法权。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零口供的推出不仅在法理上没有依据、与我国法律相违背，而且在实践中也收效甚微。

首先，零口供规则违反了法理。虽然有学者认为零口供的实施对于我国沉默权的推行和无罪推定的贯彻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零口供是不符合沉默权的设置机理的，而且是对沉默权的一种理解偏差。沉默权起源于英国，在谈论到它时人们总是会引用大主教圣克莱夫特的一句名言：“我有权拒绝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1]由此可见，沉默权不等于“不说话的权利”，沉默的限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行使，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范围在于侦查机关“有可能导致其自证有罪”的提问范围内，而在这一范围外，犯罪嫌疑人则没有沉默的权利。如果依据零口供规则将口供——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为零的话，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自白、自首等都在法律上得到排除，这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

其次，零口供规则的推行于法律上没有依据，甚至与立法相背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法律规定了七种合法证据，在我国的证据制度下，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辩解作为一种合法的证据形式存在，如果该口供是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的具有合法形式的证据，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还是无罪供述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零口供规则的实行，排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种法定的证据，这是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的。（2）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不以被告人的供述为前提。[3]零口供规则是对这一规定的曲解，这一法律规定并不是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说明仅仅有口供是不能定罪量刑的。而零口供是对这一原则的极端应用。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并不是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打了一个擦边球[4]。

最后，零口供的实施并不能实现“立法者”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沉默权的目的。由于零口供仅仅适用于顺城区检察院的起诉科，其在适用上的限制，会导致同一犯罪嫌疑人和不同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不平衡。首先对于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讲，在侦查以及审判阶段不享有沉默权，仅在起诉阶段享有沉默权，我们不禁要问：人权的保障要分阶段吗？其次对于不同犯罪嫌疑人来讲，仅仅“该院该科”承办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那么其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就没有必要保护吗？人权的保障在一个统一国家内还要分地域吗？



二、评“提前介入”



近年来，出于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与“证据把关”或取证指导的动机，再加上我国历来有侦检联合办案的传统，以及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请示、咨询行为，“提前介入”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一些检察机关应运而生。所谓“提前介入”是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之前直接参与某些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不可否认，“提前介入”这一方式，使侦查监督由静态监督转向动态监督，对于加快办案速度，防止和纠正违法侦查活动，提高办案质量，防止错捕错诉等具有一定的诉讼价值。[2]但是，我们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侦查活动不仅在法律上和理论上难以立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脱离轨道，与设计者的预想相去甚远。

首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翻阅我国法律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提前介入”缺乏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保障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并未象其它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指挥权[5]，而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各自行使侦查、起诉职能，检察机关虽然对侦查活动有监督的权力，但这种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而不能为了所谓“效果”[6]想当然地突破法律搞“同步监督”或“事前监督”。另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常常使自己既是侦查权的行使者，又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审查。在这一情况下，检察机关既充当了案件的“当事人”，又是案件的“审判者”，这样做是有违“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法则的。

其次，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会导致侦查过程中的不平衡。众所周知，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侦查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侦查活动一般要经过法院或者法官的合法授权或审查，即建立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机制，以弥补辩方的“先天不足”，增强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可能性，促进程序公正。而在我国的刑事侦查中，只有侦查活动的实施者和犯罪嫌疑人两方的参与。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我国的刑事侦查是缺乏平等性和对抗性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刑事侦查，由检察机关实现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从而实现侦查过程中的两方对抗。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侦查机关的活动和检察机关的活动具有承接性，侦查的目的是为检察机关追究犯罪提供相关证据促进刑事诉讼向着有利于控诉的方向发展。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刑事侦查之后，经常会产生两机关联合办案、协同作战的结局。故在这种侦检一体化倾向中，欲使非中立的检察机关通过“事前监督”来达到侦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格局是不可能的，而只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保障不力和加剧双方力量的不均衡。

最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在实践中难免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缺乏可行性。第一，检察机关何时介入侦查？是在侦查机关刚刚开始侦查时介入，还是在侦查机关对案件的侦查已经基本成型，仅仅需要对基本证据进行补强时才介入呢？这不仅在实践中难免会发生争议，而且易产生混乱。假如检察机关不适时地介入了侦查活动而不受公安机关欢迎甚至遭到抵触怎么办？第二，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协调。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身份还是以协助者身份介入侦查？介入侦查之后，检察机关起协助侦查作用还是监督作用？抑或是指导作用？如果发生了分歧二者关系如何协调，是由检察机关还是侦查机关决定？这恐怕是提倡提前介入的人难以回答的。其实，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根本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应当由谁承担责任？从理论上讲，应由侦查活动的实施者承担责任。然而，谁是实施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推诿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恐怕也是提前介入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障碍。



三、不起诉能否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