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勇

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5年来，市局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共审理重大税务案件37件，占市局稽查局同期案发数的10.6%。通过审理共变更稽查部门拟处理意见17件，退回稽查部门补充调查案件３件。通过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制度，纳税人共补税款2，688万元（其中,企业所得税651万元），交罚款233万元。从实践情况看，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制度在以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保证了国家税法的正确贯彻执行。通过重大案件审理，纠正了基层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偏差，确保了国家统一税法的正确贯彻执行。
（二）强化了执法监督。在重大案件审理中，法规部门（审委会办公室）和有关业务部门在案件审理环节介入，通过事中监督，进一步深化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增强了执法责任感，提升了执法水平。
（三）优化了纳税服务。在重大案件审理中，审委会办公室坚持严把“证据关、法律关和程序关”，坚持合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和合理权益，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满意度和美誉度得到提升。例如，在审理一起案件时，稽查部门以纳税人批量销售给关联企业的价格低于销售给非关联散户的价格为由，依据征管法第36条予以调整征税，经审理认为，纳税人大批量售价低于小额零星售价符合营业常规，而稽查部门又没有纳税人销售给非关联企业的批量售价作比较参考，据此，市局审委会办公室认为该案证据不足，退回稽查部门补证。
（四）规范了执法行为。通过重大案件审理，就有关问题加强与稽查部门、税源管理部门交换意见，对一些典型性问题，审委会办公室通过向税源管理部门发出税收执法建议书，切实解决了一些执法上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
（五）降低了税收执法风险。在案件审理中，审委会办公室十分关注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对于一些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争议较大，且政策缺乏明文规定的，本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疑案从无”的原则，作出了有利于纳税人的意见和决定，有效防范了税收执法风险。
（六）推进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市局重大案件的审理和定性均实现了集体审理。即使是在初审环节，也由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将案卷传递给各成员进行初审，由各成员单位提出初审意见，然后再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审委会办公室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召开审委会进行集体会审，由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各成员单位共同对案件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认真贯彻落实了集体审理的案审原则，既保证了审理意见和结论的合法、公正，又推进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关于功能定位
根据《办法》第1条规定，重大税务案件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和规范对重大税务案件的监督”。该功能定位并不全面准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确有监督功能，但还应当有规范执法、为纳税人服务和防范执法风险的功能。此外，通过重大税务案件审理，还可以发现一些制度问题，通过政策执行反馈制度反馈上级机关，因此，还应当有为领导层决策服务的功能，建议《办法》修订时增加这些功能。
（二）关于制度出台形式
《办法》的内容涉及执法主体、案件审理程序、涉及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还涉及与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衔接问题。如果仅以国税发的红头文件形式出台，存在潜在的税收执法风险。理由是，根据“合法行政”原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由于规范性文件对于法院审案仅仅是“参考”，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拘束力，因此，税务局以《办法》为依据介入稽查案件审理并作出有关处理决定，可能带来一定的诉讼风险。建议《办法》以部门规章（即以总局令）形式出台为妥。
（三）关于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原则
《办法》第4条规定，重大税务案件的审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合法、及时、有效的原则。但随着依法行政的深入推进，“合理行政”原则已日益重要，因此，建议在《办法》修订时加入“合理”原则。
（四）关于作出决定的主体
《办法》规定，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后，要以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名义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交稽查部门执行。本规定的优点在于贯彻了“权责统一”原则，即税务局审理的案件要由税务局承担责任，应对复议和诉讼等行政执法争议。但该规定涉嫌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如果税务局对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可能与征管法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相抵触。因此，从控制执法风险角度，建议由上级税务局审理后，对上述案件交由稽查部门作出决定并执行。
（五）关于重大案件的确立标准
《办法》规定，重大税务案件的标准，主要根据涉案金额、案件性质、争议程度、社会影响面4个因素来确定。同时，《办法》规定，按重大税务案件标准审理的案件达不到上年案发数10%的，须下调标准。在审理实践中,该标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年度间重大案件审理任务不均衡。实践中可能会存在某一年度审案数量过多、而另一年度审案数量过少的情况。二是“上年案发数”难以准确界定。三是“一刀切”的审理比例（10%）欠科学，而下调标准则会影响行政效率。在经济税源发达地区，由于稽查查办案件多，10%的重大税务案件审理任务会显得相当繁重，变相导致税务局有关部门成为下属稽查局的“第二审理部门”；而在经济税源欠发达地区，稽查办案少，按10%的标准，一年只审理2-3个案件，重大案件审理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硬性达到10%而下调标准，将稽查局办理的简单案件交由市局审委会审理，使简单案件审理程序复杂化，影响行政效率，浪费行政资源。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将“上年案发数”改为“上年案件调查终结数”，提高操作性。将10%的固定比例改为弹性幅度比例,例如，规定为5%-10%。
（六）关于组织架构和决策体制
第一，组织架构不明确。《办法》只规定审委会成员由税务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是“税务局领导”是指所有的局领导还是部分局领导、有关部门是哪些部门均不明确。省局规定，四川省国家税务局案件审理委员会主任由省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分管法规、稽查工作的局领导担任。第二，审委会成员单位（指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清。容易导致淡化责任、把审委会办公室移交的案件当成“额外负担”等问题。第三，案件审理的决策体制不明确。《办法》规定，审理委员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审理结论。这个审理结论是如何形成的，是按合议制还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作出？并无明文规定，实践中容易形成不同的做法和模式。对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建议《办法》在修订时予以进一步细化明确。关于第三个问题，笔者认为，合议制对于发挥集体智慧，推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确保程序和实体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税务案件审理属于行政管理行为，从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又应当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即审委会主任或者其授权的副主任具有最终决定权。借鉴法院审案模式，《办法》修订时可以考虑采取合议制。
（七）关于案件审理的程序
１．关于补充调查问题。《办法》规定，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可以退回稽查部门补充调查或重新处理。这一规定不明确之处有三：一是补充调查的次数问题，一个案件最多允许补充调查几次不明确；二是补充调查的时间问题，即应该在多长时间内补充调查完毕不明确，反复补充调查无疑会影响行政效率，侵害纳税人的合法权利；三是经退回补充调查仍无法定案，是由稽查局处理还是由审委会根据“疑案从无”的原则直接处理？建议《办法》修订时对以上问题予以明确。
2．关于执行监督问题。《办法》规定以审理委员会所在机关名义制作税务处理决定书，交稽查部门执行。但《办法》未规定稽查执行部门向市局审委会反馈案件执行情况，而审委会审理的案件，其执行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行政执行力、上级机关决策效果和税收法治环境的公平公正，如果对此缺乏必要的监督，本制度的实施效果定会大打折扣。故此，建议《办法》引入稽查部门对重大案件执行情况要向税务局进行反馈的机制。
3.关于案件材料的送发问题。《办法》规定，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在审理委员会审理前3天，将有关案件材料送发审理委员会成员。这里的“有关材料”过于笼统，如果有关材料是全部案件材料，则在目前征管软件未全面推进电子档案前提下，案卷复印工作量很大，不具有操作性。建议将“有关材料”进一步明确，在目前条件下，可进一步细化规定为税务稽查报告、审理工作底稿、稽查局审委会记录、主要证据清单和证明对象即可。
4．关于审理时限。《办法》规定，经审理委员会审理的案件应在一个月内完成。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可适当延长审理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40天。对于重大税务案件，40天的审理时间规定过短，建议延长为3个月。对于特别重大、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建议规定经审委会主任或授权的副主任批准后，可再继续延长制度。
5．关于回避问题。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税务人员在核定应纳税额、调整税收定额、进行税务检查、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办理税务行政复议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有有关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因此，建议对重大税务案件实施行政处罚等时，规定相应的回避制度。
（八）关于案件审理方式
《办法》将案件审理形式局限于书面审理，这种方式不太全面。重大案件审理大多属于案情复杂的案件，书面审理一般是就案审案，就材料审材料，审理人员对案情缺乏深入调查了解，可能造成审理工作偏差，影响案件审理质量。建议《办法》在修订时引入实地调查和听证审理机制，以提高案审质量。
（九）关于案件审理制度的政策依据
《办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一，根据征管法实施细则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应当明确划分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避免职责交叉。重大案件审理工作实际上也应当归属于税务局和稽查局的职责划分范畴。第二，根据新《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46条第3款：案情复杂的，稽查局应当集体审理；案情重大的，稽查局应当依照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报请所属税务局集体审理。由此，重大案件审理制度并不是稽查工作规程下的子规程，而是对稽查工作规程的作出的特殊规定。综上，建议重大案件审理的政策依据还应当至少包括《征管法实施细则》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
（十）关于超期作出决定滞纳金的加收
根据征管法实施细则第75条规定，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实践中，重大案件审理存在普遍超过40天的审理期限的情况，因重大案件涉及税款金额通常较大，如果税务机关予以加收滞纳金，那么滞纳金金额将会很大，对此纳税人反响强烈，这种情况，是否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税务机关的责任（细则解释为指税务机关适用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不当或者执法行为违法）？对此，建议予以解释或者进一步予以明确。
（十一）关于审委会办公室的初审权限问题
根据《办法》规定，审委会办公室如判定稽查移送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拟处理意见适当的，就不需要报审委会进行集体审理。审委会办公室的这项初审权限过大，如不正确行使，会存在较大的制度真空。建议修订《办法》时，将审委会办公室的初审权与其他成员单位进行合理分担，强制规定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审理过程中必须会同有关业务部门共同进行。
（十二）关于重大案件审理案例库的建立
重大案件审理的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其审理的某一个案件，同时也往往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到同类案件的示范效应。建议建立重大案件案例机制，使同类案件得到相同处理，以保证处理、处罚决定的公平公正。
（十三）关于配套制度建设
建议制定税务案件证据制度，明确证据要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证据审查判断、举证责任分配等内容，给基层执法予以程序上的规范和制度上的指引。这样既便于基层在审案时予以把握，同时又有利于降低执法风险。


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勇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


（2013年5月30日青海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湿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湿地，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形成、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适宜野生生物生存、具有较强生态功能并依法认定的潮湿地域，主要包括盐沼地、泥炭地、沼泽化草甸等沼泽湿地和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库塘湿地。

第四条 湿地保护遵循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湿地保护投入，将湿地保护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湿地保护工作实行目标考核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湿地保护工作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生态保护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

第七条 湿地保护工作实行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湿地保护工作综合协调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保护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湿地保护、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旅游、交通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湿地保护的相关工作。

村（牧）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主管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支持开展湿地保护的科学研究，应用推广湿地保护研究成果。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志愿服务、捐赠等形式参与湿地保护活动。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组织和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湿地保护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湿地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湿地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在湿地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名录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旅游、交通等部门编制全省湿地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州、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湿地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湿地保护规划应当明确本行政区域湿地保护的总体目标、阶段任务、实施方案以及具体措施等，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水资源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旅游规划等相衔接。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需要调整或者修改的，应当按照规划批准程序重新办理。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或者调整湿地保护规划，应当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公示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经批准的湿地保护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湿地按照其重要程度、生态功能等，分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重要湿地包括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重要湿地以外的湿地为一般湿地。

第十五条 省重要湿地名录和保护范围，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一般湿地的名录和保护范围，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经州（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湿地申报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或者调整湿地保护名录，应当与相关权利人协商，并征求所在地村（牧）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湿地及保护范围认定、编制湿地保护规划、湿地资源监测结果评估以及湿地资源保护与利用等工作，应当组织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牧、水利、交通、气象等方面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决定湿地保护重要事项的依据。


第三章 湿地保护

第十八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湿地，应当依法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

（一）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和省重要湿地保护名录的；

（二）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鸟类的主要繁殖地、栖息地或者主要迁徙停歇地；

（三）生物多样性丰富或者珍稀、濒危的湿地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域；

（四）对动物洄游、繁殖有典型或者重要意义的区域；

（五）其他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或者科学文化价值的区域。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湿地的保护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十九条 对不具备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建立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等形式实施保护。

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建立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未设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湿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措施，保持湿地的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防止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对退化的湿地进行恢复。

因缺水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建立湿地补水机制，定期或者根据恢复湿地功能需要有计划地补水；因过度放牧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实施轮牧、限牧，退化严重的实行禁牧；因开垦导致湿地功能退化的，应当实施退耕措施恢复湿地。

第二十二条 向湿地引进动植物物种或者施放防疫药物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试验。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列入湿地保护名录的湿地周边设立保护标志，标明湿地类型、保护级别和保护范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保护标志。

第二十四条 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开（围）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

（二）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截断湿地与外围的水系联系；

（三）擅自采砂、采石、取土、采集泥炭、揭取草皮；

（四）擅自猎捕、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捡拾或者破坏鸟卵；

（五）擅自新建建筑物和构筑物；

（六）向湿地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污水；

（七）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采用灭绝性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八）破坏湿地保护设施设备；

（九）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应当保护所在地居民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湿地所在地居民以劳务或者入股等方式参与湿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活动。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立健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对依法占用湿地和利用湿地资源的，按照谁利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补偿机制。

因保护湿地给湿地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补偿。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湿地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湿地保护工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湿地资源监测网络，组织开展湿地资源状况的监测、评价工作，定期发布湿地资源状况公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汇总本地区湿地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数据资料，建立湿地资源档案，实行信息共享。湿地资源档案应当向社会开放，供单位和个人免费查阅。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湿地执法协作机制，依法查处破坏、侵占湿地的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公开举报电话，接受单位和个人对破坏、侵占湿地行为的检举。

第三十一条 凡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名录以及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湿地，禁止开垦、占用或者擅自改变湿地用途。

对于前款规定之外的湿地，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重点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确需占用湿地的，有关部门在依法编制建设项目规划时，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工程建设占用湿地的，建设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湿地生态功能影响评价，并有相应的湿地保护方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依法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应当征求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湿地保护方案进行施工，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避免工程建设对湿地生态功能的损害。

第三十三条 临时占用湿地的，占用单位应当提出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明确湿地占用范围、期限、用途、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及使用期满后的恢复措施等，有关部门在依法办理用地手续前，应当征求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临时占用期限届满后，占用单位应当按照临时占用方案恢复湿地原状。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编制湿地旅游专项规划，指导湿地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专项规划应当征求同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湿地从事生态旅游项目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制定湿地保护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第三十五条 因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湿地污染和破坏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危害，防止危害扩大，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林业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六条 湿地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发现本行政区域内破坏、侵占湿地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报告。

村（牧）民委员会应当积极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做好湿地保护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工作，发现存在破坏、侵占湿地的行为，应当及时反映和报告。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和组织实施湿地保护规划的；

（二）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未按照规定审核临时占用湿地申请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省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湿地管理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擅自开（围）垦、填埋、占用湿地或者改变湿地用途的，处以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截断湿地与外围的水系联系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采砂、采石、取土、采集泥炭、揭取草皮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捡拾或者破坏鸟卵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破坏野生动物重要繁殖区及栖息地，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或者破坏湿地标志和保护设施设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临时占用湿地期限届满后，未按照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恢复湿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湿地资源破坏的，责令限期恢复，并处以恢复湿地所需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