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首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明确了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的清偿顺序,对于保证国家税收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该条规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与《企业破产法》的矛盾，自身产生时间的判断标准等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税收优先权；产生时间；留置权
2001年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 条规定: “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该条款的制定,标志着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税收优先权制度,对于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证实现国家税收收入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规定过于粗糙、简略,同时存在与其他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因此,现有的税收优先权制度是不尽完善的,需要日后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修补。以下是笔者通过该条法律规定与其他相关法律的之间对比，来加以揭露系列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企业破产时的相关法律规定与该法规定相矛盾
《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税收优先权的规定,与《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的先后受偿顺序相矛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 条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而《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规定 ,设有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担保物权人享有别除权而优先受偿,债务人所欠税款,只能在破产财产中受偿。这样,担保物权人所担保的债权就具有绝对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的地位。因此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企业破产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那么，遇到该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加以规制，这是法律规定中的一个漏洞，需要日后加以完善。
理论上，我国《企业破产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矛盾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实践中，有人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 但是我们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担保的情况，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因此，利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会损害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市场机制。
另外，《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因为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打一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
因此，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税收债权与有担保债权之间的优先效力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继续维持担保物权人享有别除权而优先受偿,至于债务人所欠税款,只能在破产财产中加以受偿。同时要充分发挥税收保全制度的作用以及《企业破产法》上无效制度与撤销制度的功能，以便在特别法领域贯彻《企业破产法》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理念。
二、税收优先权的产生时间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该条规定是以权利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税收优先权与抵押权、质权的优先劣后顺序,但权利发生的时间点却难以明确,实践中难免产生歧义。关于税收优先权产生的时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从以上法条来看,似乎是以“欠税发生时间”为税收优先权产生的时间,如果能作此理解,则其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所谓“欠税发生时间”是指纳税人的行为或财产符合税收构成要素,并自动产生税款的时间。税款产生的时间由于税种的不同、纳税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有按次计征的,有按月计征的,有按年计征的,有临时计征的,有定期计征的,其产生的时间非常复杂,欠税的具体发生时间很难确定,让担保债权人承担专业的审查义务从根本上就不公平,而且税款的发生是针对纳税人的经营行为或收入的,欠税人的经营情况、收入情况,担保债权人根本无法知晓。如果以欠税发生时间作为税收债权对抗抵押权、质权,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这对抵押权人、质权人会产生无法预测的风险。
可见以“欠税发生时间”作为判定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优先权顺序的时间界限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欠税公告的公示时间来确定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优先顺序,如欠税公告在先,则对于担保财产税收债权具有优先效力；如欠税公告在后或者没有税收公告的,则担保债权优于税收债权。这就要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公示制度。
税收优先权是否需要公示以及采取何种方式公示,各国立法例规定不同。而我国的税收优先权是采取欠税说明和定期公告的方式予以公示。有学者认为,我国已建立了税收优先权的公示制度,具有比其他现行的公示制度相近甚至更高的效率。对此,笔者以为不然。首先,纳税人的欠税说明对抵押权人、质权人的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在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普遍不强,很难避免纳税人对欠税情况进行隐瞒 ,甚至弄虚作假或者变相欺诈抵押权人、质权人。其次,法律虽然规定了欠税公告制度,但却缺乏相关程序性规定,欠税公告应在什么期间发布,由哪一级税务机关公告全然不知 ,这就使得第三人不知向哪个税务机关询问纳税人的欠税情况,也不知道自己的等待期限会有多长。因此,要真正弄清纳税人的欠税情况是很难的,即使可以查清,其成本会非常高。再次,如果税务机关未及时公告纳税人的欠税信息以及纳税人未告知欠税情况,立法没有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就使得这种公示制度只是徒有虚名,无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我国税收优先权的公示制度有待完善。笔者认为,以欠税公告作为税收优先权的公示方式较为可取。不过立法应当对欠税公告的税务机关、公告的时间、公告的形式、公告的场所、公告的具体内容、公告的效力并对税务机关不予公告、迟延公告或公告错误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且应赋予欠税公告以公信力,未经公告的情况下不应具有对抗其他债权人的效力,即使欠税公告的信息是错误的,相信欠税公告的正确性而第三人与之交易的仍有效,未经公告的欠缴税款不能行使税收优先权。
三、留置权对税收优先权的排斥
留置权与税收优先权在法律上均具有优先效力，当纳税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欠税收债务与所负留置权人的债务，且债务已届清偿期时，便出现了留置权与税收优先权的冲突。按照《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纳税人所欠税款发生于留置权设置之前的，税收优先于留置权清偿。笔者认为该条法律规定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看，如果税收优先权是物权，则留置权与税收优先权均为法定担保物权，其效力顺序似乎可以由立法者基于社会政策的考虑，通过法律加以明确。如果税收优先权是债权，则依物权优先于债权之法理留置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理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但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特种债权是基于公法产生或者具有公法性质的一类债权债务关系”， 税收属于特种债权应按特种债权予以优先保护，其所具有的优先效力应“从特种债权的自身性质出发去解释”。由此观之，似乎不管税收优先权是物权还是债权，其优先于留置权均可从理论上寻得依据。但事实上这样规定欠妥。一方面，留置权制度的意义在于保障债权实现，同时体现了对债权人劳动价值的尊重与保护。如果允许税收之债优先于留置权所担保之债，意味着国家强制用保管、运输、加工承揽等合同之标的物清偿税收之债，这同时也剥夺了合同债权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等于是合同债权人以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代替债务人承担了税收债务责任，对于合同债权人而言，显然不公平，“不利于财产的保值或增值及鼓励人们创造社会财富，也会使留置权制度的功能减弱和丧失”。
另一方面，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与留置物之间具有特殊利益关系，即使留置权发生的时间滞后于税收债权发生时间，这种特殊关系也不会改变。同时，由于保管运输和加工承揽等合同的特殊性，在债权人付出劳动之后，其标的物原有价值与劳动价值已无法分开，债权人的劳动价值已物化在标的物中。从另一角度理解，如果没有债权人的保管、运输和加工，标的物将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状态，即债权人的行为保存或增加了标的物的价值，也使其他物上权利人受益。在债务人未支付报酬前，标的物可视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共有物” 。在日本、意大利等国，基于“共有”观念而形成优先权与税收优先权并存时应优先税收优先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留置权具有相似特征，在留置物这一“共有物”之上的权利，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
其次，从实践来看，留置权的行使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如果税收债权优先于留置权受偿，必然要求留置权人（合同债权人）交还所占有的标的物。可以想象，这必然遭到留置权人的激烈反对。因为留置权人行使留置权乃不得已而为之，如将留置物交出，留置权消灭，其债权将失去保障。如留置权人不愿交出留置物，税务机关应如何实现税收优先权？现行立法没有规定。依正常法理之推断，税务机关似应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强制留置权人交出留置物（如由税务机关自行采取强制措施，恐将产生更大纠纷，笔者以为不妥）。此处引出两个新问题：
1、如果在法院裁决之前，留置权人按照担保法规定将留置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则税务机关对于折价物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能否享有优先权？能否向法院提出撤销之诉，撤销留置权人的折价或拍卖、变卖行为？如果留置权人为善意，既然留置物已折价或拍卖、变卖，留置权实际上已消灭，依民法对善意第三人保护之精神，税务机关不宜再对折价物或拍卖、变卖款要求优先权。对于纳税人所欠税收之债，税务机关只能另行追索。
2、如果法院裁定留置权人应交出留置物时，留置权尚未实现，则法院可能须动用强制执行措施才能令留置权人交出留置物。如此实现税收优先权，将使征税成本大为提高且效率极为低下。虽然从微观层面看，个案中的国家税收之债得以清偿，公益最终获得保障；但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可能得不偿失。“公益不比私益在法理上更具天然的正当性甚至是合法性，公益与私益只有量上的大小之差，而无质上的优劣之别”。通过强制合同债权人交出留置物而实现税收优先权的做法，正是我国税法过于强调“公权优于私权”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税收之债的债务人并没有损失，其只不过是履行了税收债务而已；实质损害的是国家和保管、运输、加工承揽等合同债权人之利益。合同债权人同样也是纳税人，也背负着税收之债，其利益的受损，意味着国家在其身上所得税收最终也将受损。换句话说，国家在某个个案中得以保障的税收，却可能在其他众多纳税人中流失；此外，通过侵害私权追回税收债权，可能挫伤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换回的是纳税人对税收执法的抵触。如果这种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增多，还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其结果自然是得不偿失。基于上述分析，鉴于留置权所具有的特殊性，不仅从理论上看留置权劣后于税收优先权于法理不合，实践中也必然引发合同债权人的强烈抵触，即使勉强实行之，效果也十分有限，甚至可能产生难以预期的负面影响。从《税收征管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税务理论和实务界关于税收优先权先于留置权执行的个案报道凤毛麟角，由此可见端倪，税收优先权实际上已被留置权的效力所排斥。日本新国税征收法规定，如果留置权人能够在滞纳处分手续中证明其留置权存在于纳税人财产上的事实，当依滞纳处分而将该财产变价时，国税对变价价款，在留置权担保的债权后受偿。 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私法交易秩序考虑，建议借鉴国外立法之经验，尽快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的有关规定，明确不论纳税人所欠税款是否发生于留置权之前，税款均不能优先于留置权受偿。
因此，在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同时存在并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税收债权与抵押权、质权的受偿顺序,以权利设立的时间先后决定,以欠税公告的发布时间作为税收债权的产生时间，并运用担保的一般原理来确定抵押权、质权的产生时间，从而来确定两者的优先次序，而对于留置权则不论其设立时间在税收债权的前后,均优先于税收债权受偿。
四、综述
税收是一国之本，税收优先权的行使尤为重要。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税收优先权的内容，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的成熟，税收优先理论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新制定法律或出台相应解释加以完善，从而为我国的税收征收工作铺平道路。
（作者单位：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
变造、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行为是没有罪名的行为
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 张长海律师
在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的十年来，因为本人从事律师工作的关系，曾经在刑事辩护工作中，多次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并具有的变造和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事辩护。在工作中实践中，本人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发现了我国现在在刑事犯罪立法中,对变造和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行为出现了没有罪名可以惩处的真实状况；同时又发现其原因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条文内容中遗漏了“变造”两个字所致。现将有关思考的过程和结果叙述如下。
一、现状。
《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条文内容是：“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条文内容是：“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从以上的97年《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条文内容看，有关的条文中确实是没有“变造”两个字的。对此，全国人大和最高院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司法解释的（除对个别行为的司法解释）。但在实践中，犯有变造和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人，还是作为伪造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来定罪量刑的。目前，我国比较权威的有关理论和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条文中的伪造一词，应理解为广义的伪造，即包括变造。在许多国家，伪造与变造货币属于同一犯罪，法定刑相同，故刑法理论并不严格区分伪造与变造。认为我国现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条文中的伪造一词中，自然就包括变造的概念。我国在《刑法》立法中，就是从伪造的广义概念出发立法使用伪造一词的。因此，我国现在对经常发生的变造、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案件，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条文，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对以上观点简称观点一）
（二）、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变造、倒卖变造的有价票证的案件经常发生，且严重地危害市场秩序，应当追究该类案件的刑事责任，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6年3月18日在《对于惩处倒卖车、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法律条款的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用涂改、挖补等方法变造车、船票，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124条（现为第227条第一款），定为伪造车、船票罪。但是，对于变造其他有价票证构成犯罪的如何处理，最高司法机关却没有作出明确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变造其他有价票证构成犯罪、倒卖变造的其他有价票证构成犯罪的，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应当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对以上观点简称观点二）
本人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均是不正确的。具体理由如下。
二、我国《刑法》立法中，伪造行为和变造行为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一）行为概念上的不同
我国刑法范围内的伪造行为是指：没有犯罪标的物制造权的人，仿照犯罪标的物的面额、图案、色彩、式样、质地、规格等，使用多种方法，非法制造犯罪标的物，冒充真物的行为。伪造的具体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刻板印刷，也可以是手工描绘，还可以是复印、影印、或照相翻拍等。对于伪造出来的犯罪标的物，不管质量如何，只要其外观上或者形式上同真物基本相似，足以达到蒙骗普通人的程度，即符合伪造的行为特征。
我国刑法范围内的变造行为是指：没有犯罪标的物制造权的人，仿照犯罪标的物的面额、图案、色彩、式样、质地、规格等，使用剪贴、挖补、揭层、涂改、拼接等方法对真物进行加工，使犯罪标的物价值增大，或通过犯罪标的物的使用达到犯罪目的行为等。对于变造出来的犯罪标的物，不管质量如何，使犯罪标的物外观上或者形式上同真物基本相似，足以达到蒙骗普通人的程度，即符合变造的行为特征。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变造行为与伪造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区分，是不容混淆的。
（二）从79年《刑法》和97年《刑法》看，有关分则部分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条文规定也证明了变造犯罪行为与伪造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
1、我国的79年《刑法》在刑法分则部分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规定有五条，它们是：
（1）、刑法第120条第1款的伪造、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票证罪；
（2）、刑法第122条第1款的伪造、贩运国家货币罪；
（3）、刑法第123条的伪造有价证券罪；
（4）、刑法第124条的伪造车、船票罪；
（5）、刑法第167条的伪造、变造、盗抢、毁坏公文、证件、印章罪。
如果变造行为与伪造行为无区分、无区别，那么79年《刑法》第167条的伪造、变造、盗抢、毁坏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罪名中，为何还要在条文的伪造一词之后还要并列加一个变造呢？
2、我国的97年《刑法》在刑法分则部分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规定有十三条，它们是：
（1）、刑法第170条的伪造货币罪；
（2）、刑法第173条的变造货币罪；
（3）、刑法第174条的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
（4）、刑法第177条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5）、刑法第178条第1款的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蛔铮
（6）、刑法第178条第2款的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
（7）、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8）、刑法第280条第3款的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
（9）、刑法第375条第1款的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
（10）、刑法第206条的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
（11）、刑法第208条第1款的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
（12）、刑法第227条第1款的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13）、刑法第280条第2款的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
同样的问题：如果变造行为与伪造行为无区分、无区别，那么97年《刑法》第173条、第174条、第177条、第178条第1款、第178条第2款、第280条第1款、第280条第3款、刑法第375条第1款的诸多罪名中，为何还要在条文的主文使用伪造一词后，还要并列使用变造一词呢？
（三）从79年《刑法》和97年《刑法》对伪造、变造类犯罪的补充立法过程看，也证明了变造犯罪行为与伪造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
在我国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根据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先后对伪造、变造类犯罪进行了补充立法，其过程也证明了变造犯罪行为与伪造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
1、1982年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同意，发布《关于变造国家货币按伪造国家货币治罪的函》，规定对变造国家货币构成犯罪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伪造国家货币罪处理。
2、198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对于惩处倒卖车、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法律条款的问题的批复》，该批复第一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伪造车、船票，或者用涂改、挖补等方法变造车、船票构成犯罪的，同意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定为伪造车、船票罪，并应依照刑法规定的档次，根据犯罪情节分别处刑。”
3、1995年6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我国伪造、变造类犯罪的罪名有了增加，其中新增罪名两个，具体是：
（1）、第五条变造国家货币罪；
（2）、第十一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另外，该决定还规定了四种伪造、变造犯罪行为根据类推方法比照刑法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
（1）、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按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处罚。
（2）、第十二条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按 “金融票据诈骗罪”处罚。
（3）、第十三条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按 信用证诈骗罪处罚”。
（4）、第十四条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按信用卡诈骗罪处罚。
关于印发巢湖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巢湖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巢政办〔2012〕11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巢湖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巢湖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本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规范预案管理，增强各类预案的实效性、科学性和操作性，提高控制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合肥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预案，是指在充分调研本市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风险状况和具备的应急能力基础上，为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规范各类应急活动而预先设计的方案。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审批、发布、备案、宣教和演练等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应急预案管理工作遵循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原则。市政府应急办具体负责市级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对各地、各部门应急预案管理工作予以指导。
第五条 市级应急预案体系由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乡镇（街道）应急预案、相关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市级重大活动应急保障预案等六大类组成。
市总体应急预案由市政府应急办制订。
市级专项应急预案由承担主要处置职责的部门牵头、协同部门参与制订。
市级部门应急预案由市有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责制订。
乡镇（街道）应急预案参照市有关做法制定。
相关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由企事业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订。
市级重大活动应急保障预案由组委会或主办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第六条 应急预案的编制应体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专业处置、部门联动，条块结合、军地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应急工作指导方针，还应满足以下总体要求：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二）保持与省级、合肥市级及同级应急预案的紧密衔接；
（三）适应突发事件风险状况和具备的应急能力；
（四）应对措施具体，操作性强；
（五）简洁规范，通俗易懂，好记管用。
第七条 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编制目的、编制依据、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等；
（二）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等；
（三）预防与预警机制，包括应急准备措施、预警分级指标、预警发布或解除的程序和预警响应措施等；
（四）应急处置，包括应急预案启动条件、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分级响应、指挥与协调、信息发布、应急终止等；
（五）后期处置，包括善后处置、调查与评估、恢复重建等；
（六）应急保障，包括人力资源保障、财力保障、物资保障、医疗卫生保障、交通运输保障、治安秩序维护、通信保障、科技支撑等；
（七）监督管理，包括应急预案演练、宣教培训、责任与奖惩；
（八）附则，包括名词术语解释等；
（九）附件，包括工作流程图、相关单位通信录、应急资源情况一览表、标准化格式文本等。
第八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成立预案编制小组。预案编制小组在评估本市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风险状况，充分调研现有应急队伍、应急装备、应急专家和部门职责等基础上，开展应急预案起草工作。
第九条 预案草案应当广泛征求涉及单位意见，与公众权益密切相关的，可通过网络、媒体及时收集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再组织相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进行评审。评审后的应急预案按下列办法进行报批、公布和备案：
市总体应急预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公布，同时报合肥市政府备案。
市级专项应急预案由市政府应急办初审，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公布，同时报合肥市政府和合肥市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市级部门应急预案按部门内部决策程序批准后公布，同时报市政府应急办和合肥市有关部门备案。
乡镇（街道）专项应急预案按乡镇（街道）内部决策程序批准后公布，同时报市有关部门备案，乡镇（街道）总体应急预案报市政府应急办备案。
相关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级重大活动应急保障预案报市政府应急办备案。
第十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有关规定，确定应急预案密级。应急预案涉密的，只公布简本和简明操作手册。
第十一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建立应急预案评估制度，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或应急演练结束后，及时总结分析预案适用情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适时修订：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
（二）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整；
（三）相关单位或人员发生变化；
（四）应急预案在启动或演练过程中发现问题和不足；
（五）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认为应修订的其他情形。
修订后的应急预案按本办法第九条有关规定备案。市级各类应急预案原则上每三年修订一次。
第十二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制作应急预案相关宣传普及材料，向公众免费发放。
宣传、文广等部门应通过各类载体，义务开展应急预案公益宣传，增强公众的忧患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人社等部门应将应急预案培训纳入公务员培训考核内容，增强公务员的应急责任意识和处置能力。
教育、人社等部门应将相关应急安全知识纳入教学、培训内容，对学生和单位聘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养学生和单位聘用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第十三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应急预案演练制度，适时组织有关单位开展桌面演练、专项演练和综合性演练。
各类应急预案原则上每两年至少演练一次，各应急预案编制单位每年应向市政府应急办上报演练计划，由市政府应急办监督考核。
大型活动应急预案制定单位应在活动举办之前至少开展一次综合性演练。
第十四条 未按规定制订应急预案或未按预案规定履行相关职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突发事件扩大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各乡镇（街道）应急预案管理工作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管理细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